[ 2012年9月17日下午在复旦大学“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上，美国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诺顿(Barry Naughton)教授与我就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是否终结的话题进行了对话。对话用英语进行，《东方早报》记者根据现场的发言录音进行了翻译整理和补充采访，形成了这个文字稿，经对话的主办方审订。2012年10月16日这个对话在《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全文发表。]

巴里·诺顿：

中国：调整以适应高速增长阶段的终结

在美国做演讲时，每当谈及中国经济减速，我总是向听众强调，应当区分短期和长期经济减速的差别，短期和长期经济减速的本质是不同的。当下中国经济的短期减速是由于受到国内几个宏观经济因素的负面影响，以及欧洲经济下滑的拖累。而我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变化更感兴趣，其实，当我们关注中国经济短期下滑的同时，也不得不留意到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阶段正走向终结。

中国“超高速增长”阶段面临终结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中国在2007年的经济体量是1978年的12.5倍。这一“超高速增长”（Hyper-Growth）是由这几个因素驱动的：1990年代的成功改革；促进快速结构改变的大量投资；成为世贸组织成员；2008年之前强劲的全球经济增长。

中国并不是第一个经历“超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体。所谓“超高速增长”，是指经济不仅高速增长，而且保持持续性的高速增长，一般持续20甚至25年。

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都经历过这样的发展阶段。的确，中国在“超高速增长”阶段，和历史上其他经历这一经济增长阶段的经济体相比，速度增快，持续的时间更长，但是根本上，中国的“超高速增长”阶段走向终结的模式会与其他经济体类似。

这些经历过“超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上的投入都很高（政府、外资、私人企业都投入很高），汇率维持低水平且对出口商有优惠政策。

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每个经济体也都有组织商业活动的不同方式。也就是说，每个经济体的策略都力图适应自己的制度，与此同时，也以不同的方式依赖外国商业和外国投资。

比如，在日本，企业集团（keiretsu）、经营多种业务的联合大企业、综合商社（sogo shosha，贸易公司）起主要作用，大公司数量较少，使得政府容易进行协调。而在中国台湾，由于存在有效竞争市场、灵活的合同关系环境，小型企业扮演主要角色，大公司出现较晚，也更为专业。韩国的大财团(chaebol)类似于日本的企业集团,不过最后在核心业务上变得更专业。在1980年代，中国先发展沿海城市，允许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公司将产地转移到内地。“双轨制”模式下，大的国有公司、小型私人公司以及外资公司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图1中可以了解经历过“超高速增长”阶段的几个经济体GDP增长率的变化。红色线条代表日本GDP增长率，1950年到1973年之间，日本有些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0.4%，几乎和中国在“超高速增长”阶段GDP的增速一样高。但是1973年，日本的GDP增长率降至5%左右，这个转折点之后，日本GDP增长率再也没能高于6%。

经济学上有很多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高速经济增长阶段会走向终结。不过，所有的理论都在暗示高速增长应该逐渐结束，理论上劳动力增长、结构转型、投资增长率等都应逐渐放缓。但是，实际的经验则是另一番景象。

从图1中可以看出，日本GDP增长率是突然出现了下降，而且之后再也没能反弹回之前的高速增长。这种情况并非日本独有，韩国的情况与日本略有不同，终归相似。图1中，绿色线条代表韩国GDP增长率，经历20-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韩国GDP增长率突然下降，尽管之后韩国GDP增长率高于日本，但是同样，韩国GDP增长率也是骤然下降。台湾同样演绎着类似的故事。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经济体的GDP增速会突然下降吗？我的回答是尚且不能。

研究这些案例时，我们知道日本在1970年前后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而韩国、中国台湾等则是上世纪90年代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些经济体“超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都有比较相似的模式：外部因素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似乎看起来和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并没有特别的关联，却标志着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

这点很奇怪，许多经济学家对此做过深度研究，如Barry Eichengreen（编注：巴里·艾肯格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教授）曾经试图找出答案，他们用了很大的样本（35-40个国家），给每个国家编排函数，却没有找到可以解释的答案。他们发现，当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这些经济体的资本与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有下降，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降低。这些发现能帮助我们更多了解事实，却不能够真正解释原因，我们仍不知道为何TPF增长会突然降低。

因而，我们现在知道“超高速增长”的结束往往由短期危机引发，短期危机受外部因素影响。但是，却难以解释为什么危机之后出现高速增长的终结，这对经济学家来说，是个坏消息，却不得不面对。

中国向“适度增长”的转变艰难

如果我们将曾有过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的经验，应用到中国，我们应该期待发现，外部因素导致中国“超高速增长”的终结，但是我认为外部因素不足以解释中国何以转向低速度增长阶段。

所有的“超高速增长”阶段最终都会结束。而中国的“超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会由劳动力供给条件的改变带来——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

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虽然劳动力投入的变化，不能够充分解释增长模式的转变，不过可以料想到中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变化将是巨大的，因为几个因素的改变同时发生：第一，新增劳动人口数量下降；第二，城市化速度放缓；第三，劳动供给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受教育情况不同往日，接受高等教育者占比显著上升；第四，未来退休人口数量将急速上升，出现老龄化现象。这些改变已然发生，并且只会加速。

图2是中国2010年人口年龄金字塔图。2000年到2010年，劳动力的增长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之一。观察图2可以发现，因为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下降，20岁以下年龄组的人口规模，比20-50岁年龄组的人口规模要小得多。也就是说，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已经开始减少，而很多劳动力开始进入退休年龄阶段。对于结束“超高速增长”模式，转向新增长模式的国家而言，这个变化是一个转折点。

我的想法是，中国经济要经历的改变，会更加艰难。中国劳动力的供求情况，尤其要注意中国无技能劳动力规模下降（并非仅没有之前规模增速快，而是已然开始收缩），而有技能的劳动力规模非常快的速度增长。从长期来看，这是好事。但是，这也要求经济体能够很短的时间内适应这种变化。

中国劳动市场的变化，会产生诸多影响。对出口商来说，就是持续增加了成本压力。一方面，出口商将面临提高薪资、改善工作条件、提供更好福利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还有其他成本压力，如在可预见的将来，出口商要面对更高的信贷成本和人民币适度升值。

众所周知，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是由出口、高投资驱动。特别是在2007年，从图3中可以看到，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14.2%，其中2.5%归功于净出口，而另外6.1%的增长来自投资。

我从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超高速增长”的终结和向新的增长模式的转型会更加艰难，会发生相伴而来的原来模式的瓦解、经济衰退、危机，经历过这种转变的经济体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也许，从“超高速增长”到“适度增长”(Moderate-Growth)转型之所以如此困难，原因之一是，这两种不同的增长模式，依赖不同的经济增长要素内部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两种不同的增长模式，看作两个不同的良性循环圈（virtuous cycles）。

“超高速增长”阶段的特征包括：高净出口额、快速的收入增长、高储蓄、高投资，以及向上游部门投入大量资本。这些要素充分反映了处在这一经济增长阶段的经济体具有的特点，当然，也可以用来描述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经济正在发生变化，如投资虽然有增长，但是和过去十年相比下降了。也许中国的这种循环圈开始变得脆弱，也许某种意义上，这种循环圈的瓦解，能解释为何高速增长的终结引人注目。

“适度增长”阶段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良性循环圈，包括的要素有：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更高的家庭收入、快速内需增长、多样化的商业模式、本土创新不断涌现。

问题在于，这两种模式之间缺乏一种自然渐进的过渡途径。有的时候，需要危机来打破之前“超高速增长”的循环圈，进入另一种“适度增长”循环圈。

政策制定者面临三个挑战

“超高速增长”阶段讨人喜欢的经济环境也有负面作用，就是使得改革缺乏动力。即使是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投资和信贷的增长依然很快（只要扩大投资和信贷具有决定性作用）。缺乏忧患意识使改革者们失去了牵引力，所以中国的制度没能够跟上快速的经济发展。

现在，“超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具有挑战性的经济环境，与此同时，也给重新开启经济改革创造了机会。

中国确实仍然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深度产业供应基地和持续增长的生产率，还可能在某些产业争取技术超越（如通过给工厂引入更多的技术工人，改变工作路线等）。

不能忽视的是，2012年中国的服装、纺织、玩具、运动产品、家具等产业的出口增长率近乎零，或许，中国出口增长受到欧洲和日本需求减少的影响，但是，这些大的出口种类增长率可能再也无法反弹。

这种长期的转变会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另外，放缓的劳动力规模增长，再加上快速的结构转变，会导致产出规模增长放缓。

在过去10年，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投资率维持。这种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不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当投资率下滑时，中国经济如何应对？我们尚不知晓。

我认为，政策制定者主要面临着三个不同时间阶段的挑战：

首先，是增长模式的长期转变：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已经超前于制定缓慢的“改变增长模式”政策。中国如何发展高技能的产业，并且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在转型期将面临的挑战，要多于其他经历过这种转型的经济体，可是中国尚且将赌注放在错误的改革路径上。

再次，是中期的政策转变：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正在改变和重新评估其促进经济改革和增长的方法。中国的下一届领导人是否会重启经济改革的议程？如果会，我想2013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将会相当复杂。

最后，就是短期的宏观经济转折：中国传统的货币政策维持了一个过度扩张的经济发展阶段，并开始降低流动性过剩。政策制定者会如何应对处于变化中的宏观经济环境？他们会不会为了拥有一个更具持续性的未来，而接受短期经济的放缓？

虽然中国所面临的这三个转折挑战所归属的的时间框架不一样，然而，这三个挑战都已成事实。这三个“转折点”的聚合，更显示出中国经济大量内部自由化的重要性，内部自由化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

听闻最近在中国国内有关于凯恩斯主义的讨论，凯恩斯主义主要在短期内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凯恩斯主义起到了作用，并且是阻止或减少经济危机影响的必要工具。

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短期政策会产生长期成本。在任何政治体系里，人们很容易看到凯恩斯政策的短期益处，忽视长期成本，学者们也没有快速分析成本和益处的方法，所以说凯恩斯主义有一个潜在的、本质性的危险，欧洲、美国和中国都正在面临这种挑战。考虑到已经成功运用凯恩斯短期政策，怎样应对棘手的(在每个国家都很不同)长期问题呢？

中国过度依赖短期政府开支（当然，包括通过银行贷款融资的支出）导致经济放缓，甚至可能造成市场经济这个改革方向的扭转。在2009年6月，很明显银行贷款已经超出控制，然而一年多之后政策才适当改变。有些在2009年发起或者加速的项目，到现在仍就是政府政策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为短期刺激付出的长期代价将相当沉重。

面对刚刚提到的三个挑战，在我看来，短期内，中国不能用凯恩斯式的刺激方案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鼓励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新的贷款，那将对融资系统危害很大。理论上，可以用财政政策，但实际上当下解决支出增长问题，没有多少别的好选择。短期内最好的政策就是维持现在的宏观政策立场，鼓励贷款给中小企业，设法减少融资成本，允许GDP增长率适度降低。

更难的问题是怎样应对中期和长期挑战。我认为，应对的基本策略是扩大家庭和私人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如何做到这点呢？可以减税并且增加私营商业可以繁荣的经济领域。根据具体情况，想出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例如，减税应该意味着减少人们健康保险的支付比重，通过将资产转换成健康保险基金来给未来的健康财政支出融资，同时，继续提高经济效益。此外，也要减少给企业的补贴，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补贴，用这些资金来提高生活质量和环境。

最重要的一点是拆除那保护国有经济、给国有企业和个人决策者部分垄断特权的壁垒。在过去10年里，中国经济的扭曲日益严重，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送礼、结交朋友甚至是给钱，就是为了在国有企业谋得一份工作。这样的事情10年前不曾发生，反映了公平竞争的障碍增多，人们愿意给钱谋求进入一个受保护的领域，而在这个受保护的领域里得到的回报通常相当多。这对经济造成隐性成本。

如能真的付诸努力，障碍又减少的话，中国经济会出现经济生产率增长的波动。当然不是马上，是在几年之内。现在如果能够进行经济政策改革（中期），中国经济可以保持一个相当积极的经济增长率，比方说在未来10年里，有5%到6%的经济增长，从而解决长期问题。这样也可以让中国经济再次自我改革，真的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

张军：

中国的增长阶段转型将会更平稳

巴里·诺顿教授用一个颇有意义的概念框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可能性做出了预测，即中国经济将从超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适度增长阶段。诺顿教授特别强调，这两种增长阶段之间缺乏平稳转换的渠道是理解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开始减速的关键。

他做出这一推测是考虑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减速的经验教训。日本在经历了1955-1973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突然出现经济增速的陡降，从1973年之前的9.3%下降到了之后4%左右，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后期。是的，当时的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的日元升值只不过是日本经济增长“跳水”的一个导火索，核心问题出在从超高速增长模式向适度增长模式的转型轨道上。日本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脱了轨。

在这个问题上，韩国和中国台湾似乎也没有例外。在诺顿教授看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教训有理由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如何实现从超高速增长阶段到适度增长阶段的转型产生疑问。

结构性问题总体上被夸大

的确，日本在1973年前后出现的增长跳水实在令人不解。不过，我对诺顿教授给出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率下降并不感到惊讶。看上去，它们的减速更加温和与渐进。即使在1973-1990年间，韩国和中国台湾都仍然能保持超过7.5%的增长率。1990-2010年间，日本经济增长仅有0.63%，而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和韩国都以超过4%的速度增长。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发现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出现减速的时候，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在向日本靠拢了。

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估计，“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水平接近日本的时间就是在1995-2010年间。因此，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保持长达25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出现减速现象，是基本符合“收敛”原理的。但日本不同，即使在1973年，按购买力平价估计，它的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大约60%，它的增长动力突然熄火实属罕见。这种情况与中国1957-1962年间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农业产出陡降有些类似。可以推测，事情会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由高速增长突然转变成负增长引起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在中国，大多数人希望未来中国经济能拥有基于国内消费和多样化的内部需求的新的增长模式，而不是现在基于出口和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希望是对的，因为支撑超高速增长的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有朝一日都是会改变的。

诺顿教授并没有提到，多高的增长率是适度的，但适度增长模式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它更多依赖可持续的需求条件，它的增长基于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国内多样化的市场需求。诺顿教授提醒，中国可能朝这个适度增长阶段发展，但问题是，当这些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的变化到来的过快时，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从第一阶段到大多数人期望的下一阶段的平稳转型，是不一定的。现在，与很多人一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是否还能够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比如8%）深表怀疑，甚至多有经济学家相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基本已消失殆尽，如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经济的崩溃也是在所难免。

这些悲观的看法看上去的确与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积累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相吻合。但是，我一再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总体上是被夸大了的。

诺顿教授在谈到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时提到的贸易顺差数据是2007年，这一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接近于GDP的10%。这是典型的异常值。事实是，过去10年来，尽管中国的出口强劲，但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尚仅有3%左右，谈不上什么严重的结构失衡。

国内家庭消费的增长尽管慢于GDP的增长，但过去10年，两者的增长率差距却是一直在缩小的，到今天也只有差不多1个百分点的差距。另外，考虑到未来40%的农村人口将涌入城市，未来20年的城镇化过程释放的投资需求依然巨大。

至于多数人对中国投资效率的批评言论，我认为也需要谨慎些。我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的朱天教授最近的一个计算多少让我们有了些信心。中国过去20年间平均的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也就是平均投资率除以平均增长率）是4.06，与1981-1990年间3.86平均ICOR只是略有上升。要知道，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上升，ICOR一般都会上升。

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还发现，高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上述两个十年间的ICOR分别是6.32和12.62，岂不是上升的更多？而相比之下，中国的投资效率的变化总体上却并不大，绝对水平值更低。这一结果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将无法解释过去20年中国何以保持年均10.5%的增长率。因此，我认为，谨慎对待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必要的，但过于悲观是没有道理的。

新的成本条件正在形成

在过去的20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10.5%）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经济超高速的增长，正如诺顿教授提到的那样，我们今天发现原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本条件和需求条件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这些变化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在显著放慢，工资在持续上升；教育的不断普及使得低技能劳动力的比重持续下降；工业用地的成本在大幅度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摩擦也在加剧。

我们很容易发现，超高速增长带来的这些条件变化改变的其实是成本。所以我们不妨说一个新的成本条件正在形成。至于需求条件，似乎还找不到改变的证据。

事实上，未来维持高增长的需求条件并不是在恶化。这是因为，当前出口增速的急剧下滑只是暂时的，贸易摩擦加剧反映出中国出口的潜力和竞争优势依然巨大；随着工资收入的上涨和城市化的加快，国内的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只会加速而不会减速；进一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释放的投资需求还将维持起码15-20年。

既然这样，中国经济在未来是否还能维持高增长，主要取决于增长模式如何成功地来适应新的成本条件，也就是诺顿教授所说的，如何从原来的增长模式平稳转型到新的增长模式上来。很显然，新的增长模式如何能够适应新的成本条件，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新的成本条件是否能成功诱导出的新的增长模式，当然就是一个关键。

在两个增长模式的衔接问题上，我认为中国比日本有优势。日本之所以出现模式衔接上的问题，造成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跳水，日本的规模太小自然是主因。第一，由于规模小，国内需求有限，日本经济的超高速增长长期严重依赖出口；第二，由于经济规模小，成本条件的改变来的就比较猛烈，对经济增长的打击自然就比较大。

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日元的首次大幅度升值均造成日本的出口遭遇滑铁卢，日本国内市场狭小使得企业无法很好找到应对这些外部条件变化的缓冲余地。再比如，日本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刘易斯拐点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中，这个时期正处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半途中。由于没有缓冲的余地，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终结和工资上升的影响不仅来的快，而且影响特别大；工业用地成本的上涨也来的凶猛，对投资造成重创。

这些条件的变化迫使日本的企业不得不逃离日本以求生存，后来就演变成日本经济的“空洞化”现象。另外，日本国内的服务业过于封闭，受到政府的高度保护，也造成国内经济转型的困难。这是日本经济在面临成本条件改变时不能很好应对的主要原因。

增长动力可转移到内地省份

我想提醒诺顿教授，为什么中国不能将增长动力从东部地区转移到内地省份呢？那些地区拥有相对足够的劳动力，是能够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事实上，鉴于中国规模巨大，地区或省份之间差异之大超过了大多数的经济体，所以成本条件的改变不可能像日本那样猛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温和的多。

作为一种模式过渡的渠道，中国是有机会将经济引擎逐渐转移到内地省份的，这是因为即使中国沿海地区面临非技能劳动力的短缺，中国在未来10年甚至15年里仍然拥有数量可观的低技能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之所以不能够再像之前那样流向东部地区，是因为东部的那些制造业企业不再能够承受工资上涨的压力，它们自己是需要转移出东部地区的。

这些年，如果你在中国的内地省份呆过，你会发现中国的内部省份的支付大量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并努力接受来自东部地区的企业投资和工厂转移。不难理解，由此大多数内地省份的GDP增长率这些年都超过了10%，而东部地区的增长有所回落。

所以，不同于小的经济体，中国自己拥有“雁阵机制”来缓冲新的成本条件的压力，这样的话，在两个增长阶段和模式之间出现转轨断裂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中国可能通过将资本在地区间的再分配这样的过渡途径，来保持未来10年或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的确，中国的内地发展可能是增长模式平稳转型的天然渠道。

结构多样化以适应新的成本条件

从未来15-20年来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并不低，低速增长（5%或以下）的可能性极小。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还只有大约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为韩国的25%。 即使未来10年整体上中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中国内部的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追赶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地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

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来看，投资需求依然旺盛，这是因为，第一，农业和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至今依然偏大，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空间依然巨大（见图）。以过去30年平均每年1%的速度来降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中国也需要20年才能使其就业在部门间的分配比重变得接近大多数中高收入国家的均值；第二，中国的城市化率刚达到51%，未来要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需要提高20个百分点，这还需要20年。

实现增长模式转型需要鼓励经济结构的多样化。中国经济需要适应新的成本条件，这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结构的升级不可能瞬间发生。好的信号是，我们已经观察到劳动力和资本已经开始在地区之间发生快速流动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批企业已向内地迁入。服务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势头非常好。

之前我已说明，中国经济是否可以成功地使经济结构多样化来适应新的成本条件至关重要。这意味着，结构转型将在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上继续发挥作用，不仅支撑平稳过渡，也将对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做出贡献。考虑到正在变化的条件，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的快速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我相信TFP将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

新的成本条件的出现是经济调整和结构变化的催化剂。向新的增长模式的转型依赖于产业在地区间的成功转换。正如现在的局面那样，结果20年的增长之后，增长引擎正在转移到投资需求日渐增长和劳动力丰富的内陆省份，有助于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

在一些像长三角和珠三角这样的经济发达的地区，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的成长正在发生。过去20年来在一些产业园区和高科技园区培育的创业型企业正在快速成长，并得到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储备的支持，这是很有希望的。它们将成为东部地区未来的增长点。生产性服务业和金融贸易正在取代制造业成为东部地区主要城市的经济流量。

与此同时，在产业升级换代和向新的增长阶段过渡中，外商直接投资（FDI）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我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成功保持了过去2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看上去是在增加，甚至对外资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有很大的改变。今天更多的人开始把外商直接投资看成是与我们争夺资源、市场和利润的对手，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我们过去在很多产业发展上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向外资开放的产业，无论技术进步还是结构升级，都表现得更好而不是更差。我们对广东省和浙江省的研究也显示，在30年前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等极其相似的两个省，30年来两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演变轨迹却出现很大不同。广东的表现好于浙江，而外资的参与程度是一个重要的解释。

中国需要通过不断进行改革来避免结构性问题的长期化，保持体制的灵活性以确保未来15-20年的高增长。在过去30年，中国的体制在适应变化的环境方面保持了具有足够的弹性，避免了重大外部震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今天，中国经济需要面对新的成本条件，向新的增长阶段转型，新一届政府需要致力于克服经济动态调整中的阻力，推进持续的经济改革进程。诺顿教授和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政府在这一点上做的好坏直接决定未来增长模式的转换能否平稳。

耶鲁大学的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教授在十多年前重新评价东亚模式时说过，过去经济学家对于东亚经济成功的秘诀在于市场还是在于政府争论不休。其实，东亚经济可以总结的最成功的经验与教训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政策制定者如何能够使经济去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是否在私营经济增长并要求政策调整时能够成功做出变化。在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大概每十年就会有新的挑战出现，政府如何通过保持体制的灵活，以更好地迎合国内经济和私营部门的新的需求，对于顺利应对挑战而跨上新台阶至关主要。这句话对当下中国不也同样具有警示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