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自选集》：构建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范式
 

陈 宪
 

    用几千字为一本学术性的“自选集”写书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怎样把握这些论文间的联系，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尽管“自选集”可以没有主线，但它作为一个整体，又都大致围绕一个主题，如《张军自选集》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这种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基于这一把握，就可以梳理它的主要观点，并就此展开评论。

一
 

    我一直认为，在论及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时，考虑到其本身所具备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必须以更广阔的中国经济增长所依托的制度（政治）、社会、行业和企业的视角来补充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一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论证切中肯綮和别开生面。展读《张军自选集》，可以看出，张军的观点与我不谋而合：在张军看来，“你如果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产生兴趣，你就有没完没了的研究题目，你当然也无法再对单调而枯燥的一般理论问题保持兴趣了”。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张军自选集》有相当一部分篇幅对这一现象做出了解释。张军认为，过度的资本深化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变慢，从而引起产出增长的下降趋势，而过度的资本深化可能与当时的鼓励基础设施和基建投资的政策有关。只要调整相关的政策，使资本密集度的加速上升势头得到抑制，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将趋于正常，进而中国经济的增速就会加快。显然，这类解释是合理的，因为随着相关政策的调整，过度投资的现象得到了纠正，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又回到了快速增长的轨道上来。由此看来，张军所给出的理论框架是有现实解释力的。在当下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问题又成为热点问题时，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上述解释框架，以便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健康成长寻找出合乎情理的依据。
 

    张军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系统考察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路径演变对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状况所带来的非常积极的影响。之所以有着这类系统考察，更深层次的原因正如张军所阐述的，前苏东国家的党政合法性和国家制度在经济转型之前就摇摇欲坠了，而中国不仅在“文革”结束之后很快回到重建国家制度和用经济发展巩固执政合法性的道路上来，而且，在推行和维持财政分权的进程中，也意识到改善国家能力、加强中央对地方官员控制，对确保政治稳定和组织管理经济改革与发展能力的必要性，这些很值得经济学家去重视。本着这一观察和思考，张军首先实证考察了改革以来中国的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的结果是，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制度总体上对经济增长有相当正面的推动作用。
 

    其次，基础设施水平，作为对经济增长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测度，其在这些年来的持续提高无疑诠释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基于这样的判断——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是它的政治治理水平、政治管理模式以及分权的效率的典型体现——张军发现，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深化以及其他因素之后，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标尺竞争和政府治理的转型，是解释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决定的重要因素。这也意味着中国在投资和更新基础设施上的出色成就是中国的政府转型和政治治理模式变迁的一个可以解释的结果。
 

    最后，张军以1994年的分税制为中心阐述了分税制的实施对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在他看来，这是确保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机制之一。
 

    将中国经济的增长及其测度（如基础设施水平）置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之下进行观察，张军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崭新的论证图景。这其中，改革路径的演变（以分税制替代财政承包制）无疑凸显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正是通过把握这种独特性，作者才准确地找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与此同时，一部恢宏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被化约为改革路径的演变。
 

    当然，《张军自选集》还探讨了中国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变动模式，并估算了中国省级的资本存量水平。就前者而言，鉴于现有的统计定义会掩盖国有工业部门盈利能力的结构性变化，张军认为，不能依照总量上的利润率恶化来评价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毕竟，利润率的恶化与大规模亏损的出现是一个行业现象，是改革导致的工业组织和市场结构变化的产物；就后者而言，由于已有的研究对全国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存在差异，张军运用了永续盘存法对中国省级层面的资本存量数据进行了一致的和可比较的估计。这类统计意义上的讨论，对于重新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显然有着很大的助益。
 

二
 

    如果说上述部分对《张军自选集》作了一个概念上的粗略阐述，那么，在这一部分我更愿意在理论、方法论以及某些细节上对之作出评述。在阅读《张军自选集》时，我始终对《转轨国家的初始条件、改革速度与经济增长》一文中的理论部分怀有特别的兴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国家经历了转型，但这些转型国家的经济状况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究竟是改革速度还是初始条件造成了这种差异？对此，张军的回答是，虽然改革速度和初始条件都会影响到转型国家的实际经济状况，但改革速度是内生决定的，并且是初始条件的函数。张军是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回答这一问题的，这也正是我所要强调的。
 

    在一个两阶段的博弈模型中，张军假定，转轨国家政府中改革派执行者先采取行动，并且在充分意识到在博弈的第二阶段政府中保守派将作出合作或抵制决策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改革速度。通过进一步假定支付水平，张军将博弈均衡解的求解过程诉诸到如何约束改革派实施改革而保守派决定不抵制时保守派的支付水平，这样，博弈的均衡解，或者说改革派所要解决的问题就变成了对这一支付水平进行约束下的最快的改革速度。在均衡框架下，一个初始条件对应了一个改革速度；当初始条件改善时，改革速度就会增大。由此，改革速度即是初始条件的一个递增函数。总而言之，该理论模型从转轨国家不同的经济状况出发，通过一系列的合理假设极为出色地诠释了改革速度与初始条件的关系。通常认为，优雅的理论应该“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 显然，上述理论模型是符合这一标准的。
 

    在《中国基础设施的基础研究：分权竞争、政府治理与基础设施的投资决定》一文中，张军对改革以来中国的财政分权、政治管理和政府治理转型的综合讨论，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针对基础设施的研究中，传统的经济学文献更多地强调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是否供给不足以及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然而，正如张军所认为的，与这类研究相比，研究基础设施的投资决定显然意义更加丰富和重要。而研究基础设施投资的决定，必须研究决策得以做出的制度激励和政府治理的模式，亦即，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寻找解释的线索。更进一步，基础设施的投资决策应该从在位政府官员最大化其目标函数中寻求解释。张军所谓的“经济学家面临的问题不是什么是应该要去做的，而是政府官员实际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实为至言。
 

    对地方政府官员改善基础设施的激励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地方官员改善基础设施进而招商引资，并引致经济增长的激励与其所面临的政治激励之间有着完美的兼容性，地方官员于是也就有着改善地方基础设施的激励。其二，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管理模式推动了地方政府向“发展型”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而这一转变本身也保证了地方政府在改善基础设施上的激励。
 

    显然，张军的这类讨论为我们理解地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激励模式提供了一个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那便是，为了更有效地驱动地方的投资行为和“标杆竞争”，中国在保留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管理体制的条件下加快了财政分权和地方政治治理水平的改善进程；同时，张军也让我们明白，中国财政分权以来地方政府持续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激励是由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独特分权特质激励内生出来的。
 

    针对中国的基础设施这一研究主题，张军从把握中国经济、政治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这一立场出发去深入研究，为中国的基础设施研究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注入了新的思路。事实上，张军在其后有关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机制的出彩研究也是基于这一视角而进行的。在阅读《张军自选集》这部分内容时，我不时感慨此类研究难度之大，非大手笔无以完成。张军的此类讨论既为相关的研究开启了新的理论面向，又提供了更广阔的论述体系，树木之外，又见森林。
 

    值得一提的是，张军总能够依其优美流畅的行文，在一些宏大的话题上举重若轻，引人入胜。在这个意义上，阅读《张军自选集》实为快事。
 

三
 

    《张军自选集》为中国经济这几年来的转型和增长提供了诸多解释，并进而形成了围绕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这一主题的理论体系，虽然这类理论体系只是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些片段，但却能够让我们管窥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的样貌，并能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完整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所应具备的原理原则。
 

    发展理论的研究表明，影响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经济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因素，还有社会制度等因素。因此，如果不注意这些方面的研究，经济学必然是不完备的。事实也正是，在理解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方面，传统经济学浅尝辄止。《张军自选集》则摒弃了制度（政治）因素是外生的、不重要的或中性的传统经济学假设，认为这类因素是至为重要的，但它也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经济学，而是把传统经济学（如内生增长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内核”，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丰富的制度（政治）性细节，进而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
 

    通常认为，成功的研究往往取决于对现实的假设，而这种假设又取决于对真实世界本质的把握和对真实世界不相关因素的舍弃。《张军自选集》显然做到了这一点。在讨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时，张军并不认为经济增长是由需求推动的，他说道，“需求因素，特别是消费需求，并不能作为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相反，它最好被理解为经济增长的结果。”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张军认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资本的深化，进而快速的经济增长势头更像是市场、分权和政府间竞争导致的结果。在此基础上，由分税制改革所形成的制度背景构成了张军讨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机制的线索：在张军看来，由分税制改革所形成的制度背景为中国经济提供着至关重要的增长激励（这其实构成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这一线索及其所形成的学术增量正是张军通过使经济学回归现实而取得的。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张军自选集》既有规范性研究，又有实证性研究。正是通过理论结合实证的方式，张军遂使我们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产生一些新的观念和看法，比如，一些国有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产生经济效率的事实并不能先验地加以排除；中国经济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制度性合力。
 

    当然，《张军自选集》还有丰富和拓展的余地，如在论述主题上，既然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奖“优”的激励，没有罚“劣”的另一种激励，那么，就可以考虑后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对这类耐人寻味的问题予以理论化总结，就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的新的生发点。
 

    毋庸置疑，通过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张军自选集》奠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范式，树立了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的新标杆。后来的研究者理应深入地了解该书的学术贡献，然后在此基础上迈步前进。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行院长）

发表于《文汇报》2013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