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赫曼、冯绍雷和陈平在伦敦书展“中国浪潮”高层论坛上就中国道路是否独特有一个简短发言，这里是录音整理稿（伦敦当地时间：2012.04.16），由观察者网提供。编辑稿在今天的《东方早报》上发表]

拉赫曼:

   非常感谢。关于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因此，我想如果我抛开普世性的理论，可以说，中国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独特。

   的确，中国非常独特。但任何一个国家从某些程度上来说都是独特的，正如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一样。中国拥有非常伟大的文明，正因为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也许就会使得中国和其他国家大不相同。问题是，当谈论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普遍规则对全世界都适用，甚至对中国这一特殊国家也适用呢？我想，答案也许是肯定的。

   我觉得中国并没有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是独特的政治模式，能够防止来自亚洲其他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浪潮。可以明确的是，中国颠覆了许多西方国家的预言，他们以为中国若不实行政治改革，那经济也就会崩溃。

   我觉得，关键的时间点是在1989年。1989年柏林墙倒塌，我们在西方发现，选择了民主以外的社会体制遭遇经济衰退；1989年还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也是在这一年，福山说只有一条道路，而这一条道路就是西方的民主。我觉得这一切都体现了西方非常有力的观点，而此时中国是可以选择的，中国可以投入经济繁荣西方民主的怀抱，也可以继续遵循经济衰微的东欧和苏联的道路。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个选择事实上直到现在还没有做出。恐怕当时的很多西方知识分子都会感到十分惊讶，到了2012年中国将会是世界经济第二的国家，每年经济依然会增长8%-9%，并且还一直是一党制国家。他们会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

   目睹中国的如此未来，我们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谦虚一些了。但我认为，尽管中国没有走西方民主的道路，没有遵循一些发达国家的道路，但中国崛起的模式却并不是非常独特的。我第一次作为记者来到亚洲时，第一站不是中国，而是东南亚。从90年代起我第一次关注中国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对我来说就不是独特的。在中国南方的由海外资本主导的经济发展，与东南亚的一些经济发展非常类似，例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其模式就是欢迎海外直接投资和向西方出口，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亚洲的经验的确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会产生社会和政治影响。看看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台湾、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都是在接受了资本主义以后实现某种程度上的自由民主体制。我在写给李世默的邮件里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李世默说，你要记得，当台湾和韩国政治转向的时候，是有美国方面的因素在里面的，他们处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是的，比方说1986年的菲律宾。的确是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但也有不受西方和美国影响而转向西方民主的例子，比如90年代末的印度尼西亚。当然西方势力的确存在，但当时民主运动是由内部力量推动的。我在90年代初曾经到过印度尼西亚进行新闻报道，当时很多人说印尼的文化不同，倾向于随大流而不是自由民主，但在这表面和谐之下，民众中间有着强烈的反腐败情绪推动政治改革。

   不仅是在亚洲，在全球，由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所形容的这样一种民主趋势同样在蔓延。1790年，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拥有民主议会，到1848年，变成了5个国家，到1960年，有39个民主国家；1989年时有69个；2009年（阿拉伯之春以前），全世界有119个民主国家，约占总数的62%。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股全球性的大趋势。最近又发生了阿拉伯之春，而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治体系似乎也并不如看起来的那般稳定。有趣的是，在今年初的几个月，我首先去了俄罗斯，又来到了中国。在俄罗斯，大街上进行着游行，我认为人们似乎觉得，俄罗斯中产阶级们关于俄罗斯将会保持屹立不倒的这样一个假设，的确是被几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所动摇了。而在中国，使我感兴趣的是，微博的影响力异常巨大，人们能够在微博上公开自由地表达。因此共产党也不能像当初电视和报纸时代一样，控制关于民主的讨论。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拭目以待。

   当然，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中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现在让中国人坐在这里听一个西方人说民主，是很不现实的。你们会说，我们知道什么对中国是合适的，我们不会坐在这里听你们的一面之词。不过，我对这样一个表述的出现非常感兴趣：西方人更倾向于程序民主，而中国更关注目的正义。对此我想反驳的是，民主的程序和自由的内涵是难以分割的。因为，如果没有自由选举和自由新闻，将会很难防止贪污腐败。当然，我们现在既有自由，也有贪污腐败。但至少我们相信，我们有办法改变体制。我们所选择的体制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成功，也不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我认为，西方民主真正带来的是对民众要求的回应（responsiveness）。我知道此时你们一定会提出“占领华尔街”运动。当然有人会把此运动当作一场革命，但是没有人觉得这会是美国或英国政治体制的终结。但最后他们回家了。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占领天安门广场，我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比起西方体制来说，在中国进行这样的游行是更可怕的。所以，尽管你们看到英国、西班牙等国经济衰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整个体系在崩溃。我认为中国现在需要担忧的是如何宽容社会上的各种思潮而不引起社会恐慌。相较之下，西方体制更具弹性。

   中国的确在经济上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消灭贫困，但是你们要知道，西方所选择的民主并不单指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包括给人以尊严和自由，给人以为通过法律来保护自身的能力。当我和中国友人交谈的时候，我感觉到，即使以经济增长的名义，中国人对贪污腐败与西方人同样不能容忍。我相信，中国会找到一种方式来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而那时中国政治会类似于西方民主。

冯绍雷：

   在俄罗斯，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属于反对派。而在中国，从很古老的时候开始，中国人就创造了帝制的科举制度来从大众中选择知识分子给予官职。尽管此制度在历史上饱受诟病，但我认为，它为帝王和知识分子与政治统治者和知识体系的交流提供了一些空间。此种历史上的现象，我觉得，即使不能称其为独特的，它也是非常特别的。我不想说什么中国是独特的。中国的确不是独特的（unique），但中国是特别的（special）。这是一方面。我想强调，中国并没有与普遍的历史逻辑相分离。我们不需要过于强调中国的独特性。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合理地将普遍与特殊结合在一起。

   请让我从我个人的角度说起。20年前，苏联解体，我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比较。中国与俄罗斯之间有一些不同。历史上，中国和俄罗斯都属于概念上的农业社会，但在两国的农民之间我们是能找到一些不同的。俄罗斯的农民在公社中生活和劳作，不带有任何的私人财产。这种集体主义的传统对共产党的建立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中国的农民是很不同的，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属于小农户，他们的劳动和行为与市场相近。所以这也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从郊区、农村等地产生的原因。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基本点。

   第二，我想说一下历史上的民族构成，在这其中也能发现俄罗斯和中国的不同。如果我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俄罗斯的民族结构的话，那应该是周围高于中央。周围包括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中亚人等等。他们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深远，甚至比俄罗斯的文化。这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在中国，不同民族的人互相之间都非常尊重，只是在客观上，我们会发现汉族比起周围的少数民族有更强的政治影响和更悠久的历史。汉族同样应该向少数民族学习，但是这一特点对今后的历史发展有很强的影响。

   第三个特点，我认为会引起知识分子的兴趣，那就是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也是非常不同的。在俄罗斯，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属于反对派。而在中国，从很古老的时候开始，中国人就创造了帝制的科举制度来从大众中选择知识分子给予官职。尽管此制度在历史上饱受诟病，但我认为，它为帝王和知识分子与政治统治者和知识体系的交流提供了一些空间。此种历史上的现象，我觉得，即使不能称其为独特的，它也是非常特别的。

   我并不想说这种历史遗产保障了中国之后的发展，但是，这样一种历史特征防止了社会暴力和动荡的产生，我认为这样的情况是会保持下去的。前一位发言者提到了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但是现在让我们谈一谈他的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我认为这是一本更有意思的书，里面不仅提到了西方的所有历史，也提到了中国，印度，甚至俄罗斯等其他地区。这本书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也许我们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的确，有许多历史因素决定了中国之后的发展。我不想说什么中国是独特的。中国的确不是独特的（unique），但中国是特别的（special）。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想强调，中国并没有与普遍的历史逻辑相分离。的确，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儒家思想。在一些新的阐释之中，儒家思想统治了意识形态，这不仅仅意味着儒家思想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儒家思想也内化了政治统治。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人，甚至我们学者都误解了中国历史的真正情况。我甚至觉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有着相同之处，比方说，在政治力量之间的均衡、政府的诚信，这些都是普遍的、普世的价值。

   当我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做比较时，当我说到在俄罗斯发生的事件时，我们对此非常担忧。但是我们怎么能掌控所有不确定因素？我们怎样能在各自拥有不同利益和期望的社会群体中取得平衡？我认为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有一点，我们不需要过于强调中国的独特性。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合理地将普遍与特殊结合在一起。也许，这比我们仅仅简单地强调一个方面要重要得多。这是我的理解。

   第二，我对陈平教授对当今中国经济的阐释也非常感兴趣。这个进程不仅应当发展下去，并且，在我看来中国的私营企业是中国发展中薄弱的一环。菲尔普斯教授提出“良性经济”（good economy）的观点。“良性经济”是什么？它的含义是更包容，更创新的经济。关于创新，陈平教授已经介绍过了。我在这里只想就包容再谈论一些。包容性意味着我们应当不仅仅发展国有企业，同时也要发展私营企业。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国家掌控得过多。比方说，现在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但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仅仅是0.1%。全球的平均数值约为1%，这意味着99%的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中小企业只占用20%的经济资源，但却贡献了75%的就业，60%的GDP和6%的税收。另一方面，根据另一组数据，能从银行获得资金的私营企业只占2%。因此，我认为要创造更包容的经济是不容易的，平衡国企和私企是不容易的。对此，我们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法律体制，否则我们很难进一步发展经济。

   最后，今天的讨论使我想起一个人，那就是法国哲学家列维·施特劳斯。50年前，他说：“对我们的国际社会来说，哪一个原则更重要？是发展进步，还是多样化？”这个问题使他究其一生也无法得出结论。但最后，他说，也许有一条道路，可以使这两个原则相互接近，那就是对话。今天，我们在此进行辩论，我相信这样的对话对我们今后的发展会大有裨益。

陈平：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显示了英美发展模式的局限，即西方技术与劳动分工的特征是节省人力但消耗巨大资源，其主导力量是个人消费和规模经济。中国和东亚的崛起展示了中国文明的生命力，其特点是发展一种节省资源但依靠密集劳动力的技术，主导力量是集体投资和范围经济。依据非均衡态物理学的研究，生命的本质是非均衡系统。社会演化与生命演化一样都有一个大趋势：就是走向文化、制度和生物的多样性， 而非均衡和趋同。所谓的人类普世价值只是古典力学均衡思维的一种表现。社会发展必须并且能够适应不同的生态和环境的变化，社会就像一个有机体，多样性是人类社会所必需的。

   全球失衡的基础在于人口资源的不对称。别忘了，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西方列强只占世界人口的10%，却控制世界90%的资源，消耗世界近一半的资源。而中国人口占世界20%，却只消耗世界10%的石油资源。

   显然，现代化的后进者必须探索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才能生存于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有几个特色，完全不同于已有的现代化模式：

   第一，中国的增长来自于对先进技术、基础设施、和实验学习的前瞻性投资，而不是对军事冒险（如美国和前苏联）、社会福利（如欧洲）、或国内消费（如新古典经济学所鼓吹的教义）等后视性开支。美国的军事预算占世界的一半，超过其他20强国的总和。相比之下，中国的钢产量达6亿多吨，占世界钢产量的44%，并且是位列其后的15强国之钢产量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在避免周期性危机的基础上保持快速发展的原因：中国的工业化主要满足人民的需要，而非用于军备竞赛的黑洞。

   第二，国外直接投机和国际贸易是中国工业化的催化剂而非决定力量。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科研基础的独立性远高于美国核保护伞下的德国、日本。因为中国晚一步步入了高度资本化的劳动分工，这使得中国能发展自主的工业生态系统，产业配套，可以免于国际冲突和金融危机的冲击。

   第三，中国的资本积累不是来自西方式的殖民扩张、不是来自拉美式的大量外债，更不是来自前苏联式对农业的剥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高投资率来源于中国式的政策创新，包括中国政府吸引外国与民间投资的能力和信誉，出售土地使用权作为开发区的启动资本，企业的利润留成作为长期投资的重要来源，等等。中国的财政政策远比西方谨慎和可持续，因为区域竞争和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干部轮换制度，是中国的宏观政治策略，这使得中国的领导人比西方领袖有更多的现实体会、更强的责任感和更明确的问责制度。相形之下，西方模式的自由民主本质上是债务累积体制，其目标是保持既得利益的现状，但不对未来子孙负责。西方的民主制衡基于利益集团间没有共识的权力之争，所以不能对未来发展承担长期责任。

   第四，中国的混合经济使中国的增长更稳健。在过去30年中，中国推行了大刀阔斧的结构改革，包括约5000万国企职工失去了“铁饭碗”，约1亿5000万农民工进城。这一切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得益于中国的混合经济。例如，农民的低成本社保主要来自于集体所有的土地，竞争性国企在危机时可以创造稳定就业，中医有助于降低西方现代病引发的医疗成本。地方政府和民营的汽车厂奇瑞和吉利，挑战国企和跨国汽车公司的垄断，开发出更适应普通消费者的汽车。中国的国有银行接受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使他们必须为地方社会服务，而不是只追逐利润。位于中国的跨国公司要和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合作。中国的市场比任何发达国家更开放和更具竞争活力，所以中国的利润率和出口附加值低，但是储蓄率、自有资金投资率和技术进步率高。相比之下，美国的虚拟经济是世界GDP的10倍，是美国实体经济的50倍。美国把投资机会浪费在房地产泡沫而非基础设施的投资上，实是金融自由化的制度所致。

   第五，中国文明的特征是务实，没有国教。历史上，儒释道共存，没有发生宗教战争。中国的教育系统对思想和实践的开放超过西方。举例来说，中国的经济特区学之于东亚四小龙的工业园，拍卖土地使用权学之于英国殖民下的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参考了美国模式，企业管理借鉴了日本经验，科学教育学自前苏联，技术教育学习德国，行政管理学新加坡，等等。许多源自西方的新技术，首先在中国得到实验和应用。中国的整体思维使中国在发展技术整合和工业生态系统上具有优势，极大加强中国的全球竞争能力。

   第六，中国在富裕和穷困地区间的中央和地方的干部轮换制度, 有效防止利益集团绑架政治，这是西方民主的致命病根。沿海省份和内地区域结成的姐妹关系弥补了区域间的技术、人才、与资金的鸿沟，开辟新的要素通道进入欠发达地区。中国的企业家，干部和学者对国家建设有高度的使命感，他们的努力不是来自物质利益，而是中国5000年的历史荣誉。在一个非均衡的多元化世界，中国的协商民主提供了区域合作与社会和谐的新路。

   简而言之，中国崛起提供了一个多样发展、良性竞争、和包容增长的新模式。在已有的英美模式、德日模式、和北欧模式的基础上，中国道路的贡献是推进了生态多样性，包括多样文化和多元体制的生动世界，这将是新的全球化时代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