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再增长20年？

（演讲片段）

张军

[2012年3月15日我应邀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深度讲座”上作了一个演讲，《文汇报》的“每周讲演”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该演讲的部分内容（详见http://wenhui.news365.com.cn/ewenhui/whb/html/2012-04/16/content_77.htm）。这里摘录其中的一些片段，因为讨论了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条件，特冠以“为什么说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再增长20年？”的题目。]

    到目前为止，少有人对2020年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预测持反对意见，我们暂且认为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不过我要与大家再讨论的是，2020年之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还能再增长多久？

    我们知道，即使到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在总量上和美国持平了，但是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是很低的，大概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相当于现在上海和美国的人均GDP的差距。假设今天的世界银行的标准在未来不变，那么以15000美元来衡量，到2020年，中国还是一个介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收入水平的国家，而且仍低于东亚四小龙的收入水平。从收敛假说来思考，我们还有快速增长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在哪里呢？这个空间可以维持多久的高增长呢？老实说，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让我结合一些参数来大体讨论一个答案吧。

   首先，目前作为中上等收入的国家，中国未来依然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到2010年的年底，中国资本存量大约是GDP的两倍多，差不多是93.3万亿元，相当于13.8万亿美元。而美国在2010年年底的资本存量是44.7万亿美元，我们还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多一点。按照人均计算中国就更低了。2010年中国人均的资本存量只有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不到韩国的20%。即使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美国的差距还是巨大。以铁路为例，按照规划，中国铁路里程在2015年将达到12万公里，也仅仅是美国22万公里的一半。现在的9万公里铁路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要达到5万公里的里程也要到2015年。我们过去20年加快了高速公路的建设，但按照密度来算，中国现在仍低于整个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大概只是他们的70%。而在中国的内地，这个密度更低。再看城市轨道交通。中国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将近100个，可是现在80%的城市是没有地铁的，现在的地铁里程90%集中在东部的地区。从这个意义来讲，即使在2020年之后，中国的投资空间依然很大，经济可改善的余地依然很大。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即使整体上进入了中上等收入的阶段，但中国内部的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赶超”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地的人均资本存量差距非常大。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沿海1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20个省市几乎要高一倍。我们可以估算一下，如果沿海人均GDP是1.2万美元，内地平均是6000美元，再假设内地有9%的增长率，沿海有5%的增长率，可以匡算出，内地大概需要20年才能收敛于沿海的水平。 

   到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慢下来，但不会太低（如5%）。我认为平均而言再维持10年的6-7%是完全可能的。这不仅因为东亚经济在人均收入达到中高水平以后都保持过较快的增长，国际上有先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内部的地区差距造就了巨大的投资和生产率的改善空间。

   为什么我对中国经济从现在起继续维持20年的较快增长有信心呢？除了以上的分析要点之外，也许还可以观察一些参数的变化趋势推算出来。首先我们来看中国的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我们都知道，所有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它的增长重心从传统农业部门转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过程中，它的劳动力也就随之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个结构变化的过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也不例外。在过去30年里，制造业和服务业吸纳的劳动力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下降了30%，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现在，农业的附加值占GDP大约10%左右，未来还将会缓慢下降，有研究估计，到2030年会下降到5-7%，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将继续减少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可以预料，按照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来估计，农业劳动力占比从现在的30%下降到10%以下，从而接近农业附加值占GDP份额，至少还要20几年。

   从另一个参数来讨论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这个参数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率的未来变化。去年有一个消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国家统计局说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了50%，这意味着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城市化率从20%几到现在的50%，用了3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点，一个点的背后是1000多万人成为城市人口。按照这个趋势推算，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即70%，从现在起也还需要20年时间。因此，我认为，即使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了，之后应该有不少于10年的空间来完成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与现代化，从而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这可以算作一个经验证据。

   以上的讨论还只是给出了未来持续较快增长的必要条件，不一定充分。现在每个人都关心中国未来的较快增长是否再可能，未来是否具备再增长的能力？特别是，在需求条件上，中国未来是否可能释放和维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否在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能否成功实现产业的升级。对于这些问题，今天我只能简单谈一下我的看法。我分为两个方面的问题来讨论，一个是关于未来的国内需求条件的变化趋势，特别是消费需求和储蓄率的变化，另一个是关于技术进步和未来产业升级的问题。因为这个两个问题都与现在倍受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有关，所以，我下面的讨论也有助于回答中国为什么不太可能跌入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首先讨论关于维持未来较快增长的需求条件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要提出来讨论，是因为目前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所谓“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的严重不足。基于对当前需求不足的判断，多数人认为消费萎缩使得中国未来不足以再维持再增长，相反，增长即将“熄火”。

   坦率地说，消费占比的下降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个谜团。因为从数据上看，中国家庭消费开支的增长并不慢，这不仅因为这些年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名义增长率都超过了17%，也因为家庭在住房、教育、金融中介服务以及医疗保健和养老等方面的开支增长更快，即使扣除价格因素，其增长率与GDP的增长也看不出存在显著的落差。不仅如此，最近Subramanian教授提到，如果把中国和亚洲主要经济体的人均消费增长做一个对照就发现，在相似高增长的阶段，中国的人均消费的增长显著好于日本、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所以，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过去10年会出现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现象。从官方数据上看，家庭在住房消费开支以及服务消费等方面的开支存在被严重低估的可能。比如在房屋私有化率高达90%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也承认缺乏足够可靠的历史资料来估算“虚拟租金”。另外，国家统计局利用现有的官方社保、医疗、金融、保险等部门的统计资料进行推算的做法也低估了家庭在教育、医疗以及金融中介服务等方面的实际开支。

   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应该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依然是低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处在高增长和高积累的阶段，GDP里面每年要拿出更多的部分去投资，搞建设，为的是提高人均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当然，就算我们相信消费占比在下降，那也只是比重的下降，不是绝对量的减少。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未来的消费需求的释放表示悲观。

   无论过去消费的占比是否出现下降趋势，我相信未来的消费占比一定会不断提高，因为首先，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国社会的消费升级不可避免；其次，城市化的进程将不断释放住房消费的能量；第三，城市化的进程伴随教育、医疗健康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均等化，将大力推动未来服务消费的进一步增长；第三，随着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体制的逐步完善，也会带动大量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的增长。

   未来消费占比持续提高的结论还可以从国民储蓄率的未来变化中推断出来。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情况来看，他们都曾经经历过储蓄率上升转而下降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转变有关系，因为人口红利的存在会提高国民储蓄率，而人口红利的减退将降低国民储蓄率。根据已有的关于中国人口转变的研究和预测，中国在未来20年不可能继续保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很低了，和发达国家差不多，一个妇女平均生1.6个孩子，出生率是很低的。普查还发现，中国有1.776亿人口是在60岁以上，就是说中国将与东亚经济一样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的社会。人口越老龄化，国民储蓄率就会越低。实际上，如果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模式来推算，中国的主要储蓄者（也就是35到5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比例的峰值应该是在2010年前后。这意味着国民储蓄率的最高值也就在这几年见顶了，之后只会降下来而不会持续上升。

   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定会逐步下降，不可能持续维持目前大概30%的水平。不仅家庭储蓄率要开始下降，而且因为老龄化将迫使政府的收入中要有更多的钱用于社会保障、养老和医疗保障等消费项目，不能更多地用于经济建设，这必然会降低政府的公共储蓄率，提高政府公共消费的占比。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的基本建设和资本形成的高峰期可能也就再有15到20年的时间，这对中国经济收敛于高收入发达国家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看，我认为，过了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太可能高于5%，虽然到那时消费需求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接下来我再讨论中国未来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问题。技术和产业的升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从5000美元提升到15000美元，甚至再到20000-30000美元的水平，必然要依赖其间的技术和产业持续的升级换代。有意思的是，目前多数人较为悲观，很多人担心中国在未来未必能拥有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的能力。出现这样的担忧是因为他们对现状不满意，看到过去30年中国的技术进步还主要依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自主研发和创新的能力还不足；即使已经成为贸易大国，我们出口品的附加值率总体还不高。但问题是，看到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上的巨大差距，是否因此就断定中国难以在未来保持较强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势头呢？我认为这样的思维方式不可取。正确的思维方法是观察中国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走过来的路径是否大体正常，中国的道路是否遵循了一般的经验规律。正常的思维是，在很多方面，中国不会例外。而例外主义的思维方式已经扭曲了我们看问题的角度，需要引起我们的反思。

   从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技术和产业的升级与人均收入的提高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反观过去3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非常明显，即使在贸易领域，出口产品的构成和技术复杂程度也在持续上升中。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Rodrik教授在2006年的一项研究就曾发现，中国出口品的构成几乎与法国一样，从出口品的技术复杂性来推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应该比现在高出三倍才对。的确，与中国出口产品种类相似的那些国家，其人均GDP 水平都大大高于中国。Yang 等人2009年的研究同样发现，1980 年代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构成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Amiti 和Freund在2010年通过比较1992 年和2005 年中国的出口产品构成发现，农产品和纺织服装占中国出口额的比例显著下降，而计算机及其它电子产品在出口中的比例则大幅上升。Wang 和Wei在2010年的一个研究中把中国出口产品的种类与发达国家对比，发现G3 国家出口而中国没有出口的产品种类从1996 年的101 种下降到2005 年的83 种，分别占所有产品种数的2.44%和1.97%。

   我不否认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和技术复杂性的提高部分会因为加工出口占比较高而有所高估。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加工出口的占比多年来是在下降中。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是平的，技术进步与贸易密不可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分工格局已经转变为垂直分工为主了，在这种背景下，技术进步不再是过去那种完全靠自己关门做研发的模式来推进。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靠引进技术，特别是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引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并进行消化，最后发展出本土化的技术创新能力就是符合经验规律的正道。即使在加工贸易领域，看上去是用别人的技术，或者消化别人的技术，能做好这个也是不简单的，不要以为别人的技术转移过来就可以帮助实现自己的技术进步。很多经验研究发现，国外的技术转移过来，能够有正面的溢出效应并取得带动技术本土化的效果，自己必须是要具备良好的研发基础和消化能力的。不可否认，得益于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显然略胜一筹。

   我们最近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利用2008年海关的贸易数据和工业普查的数据测算了100多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附加值率，也就是出口价值中的国内附加值所占的比重。根据我们的估算结果，由行业加权的2008 年中国出口品的国内附加值比重为67.78%。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比重的含义，我们找到了2011 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出版的WTO 和日本亚洲研究所（IDE-JETRO）合作研究贸易模式变化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使用IDE-JETRO 编制的涵盖9个国家和地区（日本、印尼、韩国、台湾 、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中国）的亚洲投入产出报表（AIO）2008 年的数据，估算出的9个经济体贸易加权的出口品的国内附加值率值平均为72%。其中，新加坡的出口品中包含的国内附加值率为42%，中国台湾为53%；韩国为63%，泰国约为65%。顺便说一下，根据他们的估计，中国大陆为63%，与我们的估算结果很接近，高于新加坡和台湾，与韩国和泰国相似。这说明，我们现在出口品中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已不算落后，反应了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取得的成绩。另外，报告提到，美国和日本2008年的出口品中的国内附加值率相当接近，大约为85%左右。这说明，相对于发达的工业化经济而言，新兴工业化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的出口附加值率总体而言还相对较低，这是正常的现象。这意味着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还有待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能力，特别是提高资本密集和技术复杂行业的附加值率，持续降低加工出口的比重。

   从国家层面来看，过去10多年，中国自上而下的科技发展和鼓励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也将大力提升中国的技术研发能力，这对于未来20年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从OECD的经验来看，研发投入占GDP要达到1%的水平通常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但越过1%就会加速，这个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之为“科技起飞”。以研发投入占GDP超过1%这个标准来定义，中国已经进入到科技起飞的阶段。现在的研发投入占GDP已经在1.7%，并很快提高入到2%。目前中国研发投入的增长率大概为6%，与韩国和新加坡相当，在世界上属于最快的国家了。根据2006年国务院《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的估计，到2020年，研发投入占GDP从现在的1.7%将达到2.5%，并将进口技术的比重从现在的50%强下降到30%。规划还预测，中国新兴战略性产业的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从现在的3%将会达到15%以上。现在看来，中国在通讯领域里的技术升级和自主研发的能力已经获得比较大的发展，前几年中国通讯与信息部门制定的一些技术标准已经引起跨国公司的高度关注，甚至抗议，这说明未来的前沿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已指日可待。

   所以，考虑到中国在教育、科技和人力资本上的基础优势，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开放贸易的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垂直分工，消化转移的技术，不断增加我们在自主研发上的投入，我相信我们在技术阶梯上就能够快速上移，产业不断升级，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是很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