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今天在“新财经周刊”版整版发表了郑红和马海邻基于对我的专访而采写的长文，现转载如下。

其实，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程度还“浅”

—与张军教授对话

    西半球的美国，东半球的中国，这两大全球经济体的动向，是世界眼球的聚焦点。最近又有一桩事情让人们着实“揪心”了一把，那就是美国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参院通过了《2011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该法案目的在于迫使人民币对美国加速升值，法案的通过，放在台面上的理由是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币值低估，至于台面下的理由，或许是美国政治考量的需要了。可事实上，自2005年7月汇改至今，人民币升值幅度已经超过30%，美国其实也很清楚，汇率问题并不能解决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坊间现在有传闻称有关部门考虑逐步限制加工贸易，主因就是现在加工贸易是大大的顺差，而目前我国频繁面临的贸易摩擦就是因为顺差额太大。

    那么真实情况是如此吗？这些年来，在全球贸易统计中所显示的双边和地区贸易余额的“不平衡”，正在成为经济学家高度关注并积极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中美之间不断加深的贸易争端更是备受瞩目。可是，无论是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如何解决，还是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依赖是否该转向国内市场，专家学者的答案并不明朗，争论未休。纷纷扰扰中，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的研究颇有新意，一些观点值得深思。于是，也就有了这一次的经济面对面。

一个苹果，就这样夸大了贸易的不平衡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黑体，下同）：关于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为什么总是引人关注，最近一段时期甚至成为新闻热点，张教授对此怎么看？

    张军（以下简称张）（黑体，下同）：因为目前贸易问题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全球经济依赖性越来越强的今天，就更加突出。在中国国内，全球金融危机和美国及欧盟的经济衰退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减轻并最终摆脱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已经成为经济学家必须做出回答的重要问题。

    记：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真有那么大吗？

    张：当然没有那么大喽！这一点，美国学者心知肚明。2010年12月15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Andrew Batson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援引了Y. Xing和N. Detert为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提交的一个报告，题目就是“iPhone如何夸大了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报告认为，全球化时代，贸易统计有一个误导，那就是不论产品在哪设计、核心元件生产在哪里，都是在产品最后组装的地方出口的。中国虽然不提供iPhone的设计和核心元件的生产，但是因为iPhone最后是在中国组装并出口到美国的，所以美国海关在进行贸易统计时，将其记为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但事实是，中国仅仅负责组装iPhone的整机，核心元件和设计都是从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等引进。

    记：如果这样计算的话，那贸易不平衡一定是被严重夸大了。

    张：的确如此。一部iPhone手机批发价为178.96美元，而从附加值来看，中国仅占3.6% (6.5美元)。2009年美国iPhone销量为1130万部，中国对美的iPhone出口为20.2亿美元。而按照出口附加值来计算，则仅为7350万美元。倘若算上为组装iPhone而从美国引进的零部件进口额(1.215亿美元)，在iPhone这一产品上，美国对中国反而会出现4810万美元的贸易顺差。我们现在用“出口总值”这个指标来统计，就会高估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程度。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拉米（Pascal Lamy）的说法“‘中国制造’实际上是指在中国组装，而之前创造的商业价值是在多个国家完成的，所以如果反映不同国家为产品贡献的实际价值，美国对中贸易逆差将会减半”。拉米已经提出希望改变统计口径。

注意力要从“出口总值”转向“出口附加值”

    记：我们注意到，您在谈到贸易问题时，提到“出口总值”这个统计指标好像有点问题，会对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产生高估？

    张：这也是我最新的一个研究中探讨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试图按照行业来估计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到底有多大。附加值概念非常主要。我认为， 目前各国沿用的这个统计指标和口径应该调整，要把注意力从“出口总值”转向“出口附加值”，这将有助于改变对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形成和性质的看法，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的贸易模式、中国参与全球生产链的阶段和产业升级的机制等很多问题的看法。

    记：能否解释一下两者的差别。

    张：“出口总值”概念，比较适合全球横向分工合作基础上对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贡献的评价，而现在全球贸易分工是垂直纵向为主导，用“出口附加值”概念更适合。说得通俗一点，横向分工合作的贸易，就是你生产杯子，我生产碗，我买你的杯子，你买我的碗；垂直纵向的贸易分工，就是整个生产链被分割成一个个的区段，同一产品的生产链条可以拆分，你生产杯子的外壳，我生产杯子的底座，还有人生产杯子的把手，最后再有人进行合成组装。在垂直分工合作中，贸易是附加值的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再用传统“出口总值”这一口径来衡量贸易余额，显然就不太合适了，必须用出口的附加值指标去观察和衡量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贡献。

    记：问题是，出口附加值的数据容易获取吗？

    张：这也是目前研究碰到的一个难题。在现有贸易统计上，与出口总值相比，出口的附加值并不容易获得，因为还没有在全球开发出一个可以反映全球生产链分配的跨国的投入产出表，而且在现有的统计口径和方法上，要在一国的出口总值中剔除进口中间品的价值也不容易。在缺乏相关数据的前提下，一些研究开始对单个国家或者单个产品的出口进行附加值的估计。对中国的出口附加值的估计，也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现有的估计方法是用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价值相对于出口额的比率来定义出口中的外国附加值率的（一般叫做“垂直专业化率（VSS）”），而出口的本土附加值率就是“1减去VSS”。

    我想强调的是，上述概念的确能很好地描述全球生产链在国家和地区间的分配状况，而且最近20年来世界贸易的高速增长，就源于这种垂直分工不断加深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的扩张和贸易模式的最明显变化，就是通过加工贸易不断参与全球生产体系。1981年中国加工出口占全国总出口的比例为4.82%，1999年上升为56.88%，随后大部分时期保持在50%以上，可见，加工贸易正是一种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高度一致的具体贸易模式。

“中国出口”实际上包含了全球的就业

    记：最新公布的海关统计数据，今年前3季度，我国对外贸易出口13922.7亿美元，进口12851.7亿美元，贸易顺差达1071亿美元；9月当月，我对美国、欧盟顺差分别增长9.7%、5.3%。中美贸易不平衡这个问题在美国大选年无疑又将变成热点。看着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电视画面，我们立刻联想到，美国政府一定又会让中国背黑锅，把影响美国就业率的账算到“中国出口”头上。但实际上，参与全球垂直分工的各国，不都按照出口附加值比例分配到了就业吗？中国出口同样拉动着美国就业，也可以计算出来吧？

    张：这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估算。比如一部iPhone的价格里，中国只占6.5美元，而从美国进口的零部件10.8美元（零部件进口总额1.215亿美元，整机销量1130万部），那么这10.8美元就直接关联到美国人的就业。这10.8美元或者说总额1.215亿美元到底是多少美国人就业，最粗略的算法是乘以美国的就业弹性系数（注：就业弹性是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这种算法过于简单，只能得出一个全国性的大致数据，没有把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等的差异计算进去，但是，用全国平均数据去估算电子行业的就业弹性，只会低估不会高估，因为电子行业的薪酬水平相对较高。

    记：10.8美元仅仅是零部件的价格，iPhone销售时在批发价178.96美元上面还要加上流通渠道的费用，在美国本土销售的拉动了商业行业的就业，再销往其他国家的又拉动了其他国家就业，而这些全部掌握在美国企业苹果公司的手里。

    张：所以说，美国的政客拿贸易逆差说事，只是打压中国的借口，实际上他们应该很清楚，如果减少了对中国的进口，反而会导致美国的就业率下降。全球垂直产业分工，也体现了就业的“分羹”。

客观认识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

    记：从贸易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出口产品的“含金量”是不是有了显著提高？

    张：表面看来，中国出口品的技术含量经历了明显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程度也在持续上升 。从出口产品构成来看，农产品和纺织服装所占比例在下降，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产品的比例则有大幅上升。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构成和技术复杂性经历了明显的升级过程，但这并不能完全用来证明，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也在同步上升。因为，出口的技术含量和复杂性的提高，更可能是加工出口占比提高造成的。

    记：加工贸易比例高说明了什么？

    张：事实上，中国出口行业技能密度的提高，主要发生的加工贸易部门。我发现，用VSS测算出来的中国116个行业出口附加值率是30%多，与韩国、中国台湾等其他经济体差不多，新加坡稍高一点，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做的东西也并不都是附加值低的产品。问题是，中国有特殊情况，特殊在加工出口增长最快的那些行业，却是中国出口附加值相对较低的行业，如手机、电子产品等，前文所述的iPhone生产案例就是典型例子。因为这些出口增长最快的行业恰恰是加工出口占绝对主导的行业，在这些行业，外资又是主力。

    所以，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Rodrik教授通过计算反映出口品技术复杂程度的指数发现，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程度通常与一国人均收入水平正相关，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国家倾向于出口技术复杂程度高的产品，反之亦然。但是与这一普遍规律不同的是，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中国，却出口了大量含有高度复杂技术的产品，很费解。我想，这主要是中国的加工出口占比过高造成的错觉。

    记：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种误读也高估了中国的出口附加值？

    张：是的。正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出口当中来料加工出口占比过高这一事实，一些观察数据也就高估了中国实际的出口附加值率。换言之，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其实相对还是比较“浅”的。

对加工贸易的认识一分为二，逐步引导产业升级

    记：您前面说到，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来自是加工贸易，正是它导致了传统统计口径下贸易不平衡被误读。

    张：我们在作这份研究时检索到近30年特别是入世以来的大量数据，例如，2003年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提供的数据显示，外资企业在加工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从1996年的64.5%上升至2002年的75.7%，而国有企业的这一比例从34.1%下降至21%，民营企业则从1.4%上升至3.3%，（商务部，2003）。另有资料显示，2007年上半年，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加工贸易额中的比例分别是84%、10%和6%。因此，加工贸易的绝大部分是外资企业完成的。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FDI）主导着中国的出口加工贸易产业。

    记：那是否也意味着，为了引导产业升级，同时，为了平衡贸易顺差，减少贸易摩擦，中国需要对外资政策作一些调整？

    张：是有这样的呼声，包括经济学界也有不少学者持这样的观点。这需要在政策上有些变化。比如说，已经有部分进口中间品开始征缴关税了。这样做有助于鼓励加工出口企业更多使用国内采购的中间产品。这样对国内企业也是一个机会。

    我赞成微调，限制出口加工型FDI不宜操之过急，更不应对加工贸易一棍子打死。一方面，由于加工贸易对GDP的贡献率、对创造税收和拉动就业都比较“给力”，始终是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头戏，如果强行限制，既不利于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也可能造成社会矛盾。同时，大量中小型代工厂是港台资本，限制会给港商、台商带来巨大的打击。另一方面，我们要重新问一个“老”问题：除了出口附加值，中国在加工贸易中有没有获得其他利益？回答是有，参与全球分工可提高中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虽然通过中外合资“学习先进核心技术”这一最初目标看来无法完成，但中国企业仍从代工中得到了宝贵的经验。比如富士康，它开发不出自己的“富Phone”，但数以万计、十万计的工人成为熟练工，这是一个起码的收获。

    记：您认为政策应如何调整？

    张：应该是逐步升级的过程，在合理引导下自然过渡。已经有部分企业，从代工厂阶段累积了经验、管理、资本、人才和市场渠道，成功地转型为自有品牌企业。举个例子，浙江浪莎，成功转型，现在是世界袜王。

    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可能长期依赖加工出口贸易，要有适合国情的自己的产业政策，有自己品牌、核心技术，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主导发展中国制造业。但我必须强调的是，有效的产业政策往往是不过分违反市场逻辑，在尊重市场基本面的基础上因势利导的政策。这是非常主要的。

    同时，推动服务贸易和一般贸易发展，提高占贸易比重，以平衡贸易顺差，特别是与美国的双边贸易。

张军简介

张军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他是当今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增长和发展政策有深厚的研究。他兼任多个地方政府的咨询顾问。曾参与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欧盟、南非等研究与咨询项目，是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过去十年来，他是Wilton Park Conference、The Chatham House、The Chicago Society、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t. Gallen Symposium, Korea China Forum、The Brenthurst Foundation、The Forum Asia（CASA）、Mizuho Global Forum、财富论坛、福布斯论坛等特邀演讲嘉宾。他新近出版的著作包括《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改革、转型与增长：观察与解释》、《这样的故事最中国》以及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nterprises（Cengage Learning, 2009）和Economic Transi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McGill-Queen University Press，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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