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

       任何对未来的预测都有风险，这是因为预测者总是用现在的模式去推断未来的趋势。所以，当Arvind做出这样宏大的预测时，想必他必然心有余悸。预测失败的例子就在眼前。当年苏联和日本都曾一度被西方世界看好。苏联在1946-1960年间创下平均7%的增长纪录，让西方世界汗颜。1957年Calvin Hoover发表文章说，看来集体主义的威权国家比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能做得更好。他甚至预言，到197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实力应该就超过美国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连同苏联的军事扩张很快在西方世界形成了一个共识，世界将由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当然事实也是如此。可是，好景不长，就在Calvin Hoover的文章发表不到10年，苏联经济就失去了活力，增长率很快就滑到了2%，而国际油价的持续下跌又给苏联的经济以致命的打击（经济学家出身的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在《帝国的消亡》中对苏联经济的畸形结构以及对石油的过度依赖做了很好的剖析）。就在1970年代末，当苏联经济摇摇欲坠之时，哈佛大学的Ezra Vogel (傅高义)出版了一本书《日本第一：美国的教训》（1979），讲述了日本如何通过发展出一种与美国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获得经济的成功。“向日本学习”一时间成为美国企业界的时髦口号，日本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言论也从此不绝于耳。不幸的又是，当日本在1989-1990年的资产泡沫破裂之后，其增长率仅能长期维持1%的水平。我相信大多数人自然要问，Arvind关于中国的大预测是否也将面临同样的尴尬？

        这当然涉及到他对中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是否犯了与对苏联和日本的预测同样的逻辑错误。那么，我们首先要问，当年经济学家看好苏联与日本的经济未来时犯下了什么错误呢？现在不难解释。一些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前对苏联的极度乐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当时的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主义国家思潮的流行。西方世界经历了1930年代的大危机以及美国罗斯福新政的成功，让不少激进的经济学家从苏联的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中似乎看到了另类，而且毕竟苏联经济高速增长了差不多30年。苏联在计划制定的技术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又有一套非常独特的纵向协调和行政官僚系统。至少在当时美国的经济学界，苏联的经济体制和内部的协调机制成为学院派经济学家推崇的研究领域，比较经济体制作为一个学派也因此应运而生。Paul Krugman在1994年那篇著名的“东亚奇迹的神话”文章中曾提到，从1950年代中到60年代，每年至少有一篇论文是讨论苏联工业增长的，可见经济学家对苏联模式的关注程度。我在1985-1988年攻读硕士学位时也曾对苏联型经济下过很大功夫，对美国经济学家在战后30年针对苏联型经济的微观基础的研究文献相当熟悉，而且我曾有幸于1988年在复旦大学的世界银行中国教育发展项目论证会上见过以研究苏联型经济著称的Benjamin Ward 和David Granick两位加州大学的教授。David Granick在1954年就出版了热销的《苏联工业企业的管理》一书，并在1954-1974年至少有20个英文版次，而自从1958年Benjamin Ward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那篇著名的“伊利里亚企业”开始，关于“集体主义生产”的微观机制和激励效率的理论模型得到迅速的发展，理论上日趋完美。但是，这些理论的出现是为了解释苏联为什么可以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实现工业产出的高速增长，而苏联的这一成功似乎也意味着苏联的计划和计算体制在战后的几十年的确幸运地满足了这些理论给出的关于微观效率的苛刻条件。在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氛围下，又面对苏联的工业与军事高速扩张的事实，苏联赶超美国的预言自然颇有市场。但60年代末之后苏联经济的持续减速又让这一预言大跌眼镜。当自由主义再次占据主流经济思潮之后，苏联经济的成功似乎成了神话。反观和审查那些关于苏联经济的理论模型，似乎也能给出苏联经济减速的答案。苏联的经济体制和苏式的增长模式不管曾经可能多么复杂和完美，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及庞大的官僚组织的本能膨胀，要继续满足那些确保效率的条件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一旦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产出增长的动力就递减，不能持久。苏联有庞大的和计算机辅助的中央计划系统、有先进的科学研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良的人力资本，但苏联没有市场、没有分权、没有竞争、没有货币激励、没有信息扩散、没有企业家的企业，也没有与发达经济之间的贸易和快速的技术进步。对苏联式经济的理论检讨无疑也有助于改变对那些发展中的经济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更广泛的政策思考的方向，以至于最终导致了正统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出现。如今，苏联已去，只不过解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论努力还在继续。
        再说日本经济。当年看好日本的预测要说有错，那就是大多数预测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日本经济在增长停滞之前从战后算起已经增长了将近40年。在1990年，用2005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26000美元，几乎赶上了美国31000美元的水平，换句话说，日本在经济停滞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并且已经占到了全球技术的前沿面。考虑到这个常被人忽略的事实，再加上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特别严重，对储蓄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之后的增长停滞显然是符合“收敛假说”的逻辑的。Arvind由此认为，既然日本在人均收入上收敛于美国，而美国那时的增长率在2%左右，那么日本的经济增速下降到1%左右的水平就不足为怪。所以，那些对日本过于乐观的预测所犯的错误就在于，日本的人均GDP已经接近美国，而他们还认为日本可以比美国增长得更快，这是违反“收敛假说”的。

        那么Arvind对中国的大预测能否会重复当年的错误？看起来的确不太会。我的理由是，与日本不同，中国现在还只是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还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即使按照美元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我3月15日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演讲中就讨论过，依照“收敛假说”和中国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率来推算，中国在未来20年应该可以维持不低于6-7%的增长率。而Arvind对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却是5.5%，比增长趋势推算值要低三成。这也就是说，Arvind对中国的预测与人们过去对日本的预测正好相反。日本的人均收入已接近美国，但却预测它还能比美国增长更快；而中国的人均收入还远离发达国家的水平，Arvind却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只能增长更慢。这看上去也是违反“收敛假说”的逻辑的，因为中国本可以增长得更快，而却被预测得更慢。但我想他有意而善意地违反“收敛假说”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在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前景的时候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有意识把对中国经济未来20年增长率的预测值设定在5.5%的低位，并用这个预测值作为计算经济主导指数的基础，自然会使其关于中国主导全球经济的推断更加稳健(robust)。

        我对中国在未来20年应该可以维持不低于6-7%的增长率的推算是依据“收敛假说”和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9.5%）做出的。这个结论与他人多有不同。我们都会注意到，最近讨论中国经济前景的言论当中，悲观者居多。多数经济学家对于未来20年中国经济能否维持6-7%，甚至再高一些的增长率，已不再确信如初，相反，中国经济熄火或崩溃的推算这两年也颇为有力。纽约大学商学院的Nouriel Roubini在其博客上写出长篇大论，论证中国经济为什么可能在2013-2014年“硬着陆”，增长率跌至5%以下。尽管追随者甚多，这样的断言也还是例外的少数。更多的预判则是基于“跨国经验”而得出。例如，哈佛大学的Dwight Perkins教授2010年在英文刊《中国经济评论》上撰文认为，所有人均收入达到10000-16000美元（指按照2000年的价格估计的购买力平价）的国家，其增长速度都必然下降到5%或者更低。按照他的估计，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大约是7000-8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还将再有10年的高增长期。亚洲开发银行也有类似的预测，认为考虑到目前实际的收入水平，中国从现在到2030年的GDP增长率的下限为5.5%，这意味着按人均计算的增长率还要低一些。按照Arvind的说法，这些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潜力的预测不是“向后看”的，而是“向前看”的，所以并不符合“收敛假说”的逻辑。根据“收敛假说”，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潜在增长率不是依据其人均收入的绝对水平来推算，而是由它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来决定的。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高低，而是距离，低收入国家收敛于前沿国家的速度是它与前沿面之间的“距离”的函数。而度量这个距离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对照这个低收入国家与前沿国家（一般以美国为代表）人均GDP的相对差距。我们已提到，2010年，根据美元的购买力平价PPP测算，中国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然后我们回放战后的历史，看看那些人均收入与美国相差四分之一的经济体都曾经能保持多快的收敛速率。这就是所谓“向后看”的含义。为了找到这一经验值，Arvind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以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或者30%为准则，从“佩恩表”的数据库中发现有25个经济体符合这一标准。其中有8个经济（日本、香港、韩国、台湾、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德国）在20年的跨度里实现了人均GDP快于5.5%的增长水平，从而高于Arvind对中国经济未来20年人均GDP的增长率的预测值。为了证明他对中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这个预测值相当保守而不是夸张，他还做了另一个计算。考虑到5.5%的人均GDP增长率意味着他把中国未来20年的增长率比之前20年下调了40%，因此他试图检验一下这个下调幅度在历史经验中是否还显得过于保守。利用非常有限的数据，他计算发现，在那些人均GDP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之后，其人均GDP增长率不低于（快于或接近于）之前20-30年的平均水平的经济体在6个数据齐备的国家和地区（巴西、韩国、台湾、马来西亚、罗马尼亚和秘鲁）中有4个，只有巴西下降了2.6个百分点，罗马尼亚下降的幅度更大些。尽管样本极小，但也说明与中国当前的阶段相似的国家和地区都依然能够保持较快增长的例子其实并不鲜见，这对预判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能是重要的国际经验。而以这个微小样本来计算，高速增长的经济发生减速的概率仅有1/3。即使这样，人们也会进一步质问，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国经济的未来更像日本、马来西亚、韩国和台湾而不是罗马尼亚、苏联和1980-2000年的巴西呢？

        这个问题过于复杂，不容易回答，因为这涉及到每个经济体的异质性或个体差异。不过，我们前面提到，Arvind对中国未来20年预设的人均GDP增长率只有5.5%，显然已经比中国之前20年的平均增长率减速了约40%。我相信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考虑到中国未来面临的那些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了，包括人口快速的老龄化和环境的约束。因此问题也许应该是，即使这样，他预设的这个减速幅度是否仍过于保守？也许可以参照跨国经验来回答这个问题。最近北京的《比较》杂志翻译发表了Barry Eichengreen（加州伯克利大学）、Donghyun Park（亚洲开发银行）以及Kwanho Shin（高丽大学）三位经济学家尚未发表的论文“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何时减速：国际证据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这篇论文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们试图准确地给出高速增长的经济在什么时候出现减速。文章定义了减速的含义并使用“佩恩表”的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减速的最大可能性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时（2005年的不变国际价格），增长率会减少2个百分点。如果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尚可继续增长9.3%，那么2015年可以达到17335美元，刚好超过减速的临界值。如果增长率是7%，那么达到临界值的时间是2017年。如果改用相对收入来计算（这样更符合“收敛假说”），那么经济减速的临界值就是，当一个经济的人均GDP达到最发达国家大约58%的水平时，增长就会减速。“佩恩表”的数据表明，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是8511美元，还只有美国人均GDP的19.8%，离增长减速尚有距离。根据他们的预测，如果中国可以一直保持下去9%的增长速度，而美国人均GDP的增长率维持在1.9%，那么中国经济开始减速的时间就会是在2023年，因为中美两国的人均GDP之比正好为58%，而且中国减速的概率是75%。考虑到Arvind对中国未来20年人均GDP增长率的预测值是5.5%，比20年来的平均增长率减速幅度超过3.5个百分点，大大高于2个百分点的历史经验值，所以，他认为如果不发生重大金融危机，他对未来中国经济减速的预言准确率应该就是100%。

        那么，中国经济未来20年有没有可能面临更大幅度的减速或者出现像苏联与罗马尼亚那样的停滞呢？与Arvind一样，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从增长的源泉来说，一个已经持续增长的经济出现显著而持久的减速（甚至停滞）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减速与停滞造成的，这是因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资本水平不能像过去那样持续而快速上升的时候，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GDP增长的唯一可靠源泉。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那么当人均资本高位回落之后，经济的增长动力就将逐步消尽。而对中国而言，作为中等收入的国家，未来20年人均资本水平的上升依然有巨大的空间。以2010年年底的数字来看，中国的资本存量总值大约是93.3万亿元，相当于13.8万亿美元，而美国在2010年年底的资本存量是44.7万亿美元，两者至少相差3倍。而按人均计算差距则更大。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大约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大约为韩国的25%。可见，未来20年中国的投资机会依然很大。事实上，即使整体上中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中国内部的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追赶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地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沿海1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20个省市几乎要高一倍，以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来推算，内地至少需要20年才有望收敛于沿海的水平。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往往是经济结构的持续变化和技术不断进步的结果。对中国而言，结构变化（structural change）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势头仍将持续至少20年，这是因为中国仍处在经济结构快速变化的进程中。以劳动力在经济部门间的就业比重来看，即使中国经济已高速增长30年，农业和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至今依然偏大，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空间依然巨大。我曾经测算，以过去30年平均每年1%的速度来降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中国也需要20年才能使其就业结构的分配比重变得接近大多数高收入经济的平均值。与经济的就业结构变化相联系的是中国的城市化率的变化趋势，要从目前的50%提高到70%以上（被认为是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也还需要20年（以过去20年平均每年提高1%的经验值来推算）。所以，经济结构的变化仍将为中国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加速做出重要贡献。

        Nick Lardy在他2010年的著作中说，那些认为中国在未来20年里经济增长必将大幅回落的预测其实都是在夸大其词，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这样的预测是假设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未来不太可能继续增长，但这种情况的发生几乎不可能，因为中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比那些人均收入更高的东亚经济体都要开放。的确，当今世界越来越平，技术进步与贸易和直接投资密不可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分工格局已经转变为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为主，在这种背景下，落后国家的技术进步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前沿国家的技术创新往往是通过直接投资在落后国家直接应用的，这在信息产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年来，已有诸多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和技术复杂性持续提高（部分会因为加工出口占比较高而有所高估），跟中国通过贸易和接受直接投资的方式引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并进行消化，最后培育和发展出本土化的技术创新能力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目前也已进入到了“科技起飞”的阶段。现在的研发投入占GDP接近2%，并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与韩国和新加坡相当，在世界上属于最快的国家）。因此，长远来看，考虑到中国在教育、科技和人力资本上的基础优势，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开放贸易和投资的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垂直分工，消化转移的技术，不断增加在自主研发上的投入，中国在技术阶梯上就能够快速上移，产业不断升级，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是指日可待的。

        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经济学家依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甚至悲观呢？不少经济学家习惯于以史为镜。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ichael Spence去年撰文说，战后世界上也只有7个国家（或地区）成为了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这意味着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概率只有7/200，怎能不悲观？当然，这对Arvind的经济主导概念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中国获得全球的经济主导地位并不要求中国是一个高收入国家。根据他的预测，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只有美国的一半，虽然也相当富裕，但还算是中高收入的水平。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当下关心的问题是中国能否成功地收敛于高收入国家。这两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倍受瞩目，原因也在此。“中等收入陷阱”是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概括了战后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未能实现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教训。凡此种种均表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转型会十分困难，不仅因为早期形成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不可能一劳永逸，更重要的是，政府的经济改革和战略转型往往因为利益集团的阻挠不能实现以至于错过结构升级的最佳机会。情况常常是，即使政府识别出了结构性问题的存在也难以真正推动结构的转型，要知道，对于向更高收入的收敛，确保实现经济的结构变化与升级至关重要。至于中国是否能够很好应对来自中等收入阶段的挑战，包括克服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成功推进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技术升级，积极消除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等，在经济学家之间自然难能有共识达成。其实，没有任何人事先可以对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追赶战略的成功有确切的把握，所以，看法上的悲观和乐观的分别多由观察上的差异所左右。仍以中国而论，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挑战和不利因素当中，用英国《金融时报》的资深评论员Martin Wolf的话说，克服经济自身的结构性矛盾或者将经济增长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和非贸易部门是最为困难的。而在这个判断上，不少经济学家常有主观臆断之嫌，有必要稍加评论。

       众所周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的观点大行其道。依照这种理论，中国就要为全球金融危机负主要责任，因为中国是储蓄过剩的最大贡献者。在多数人看来，由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造成储蓄过剩，中国在过去20年的增长必须借助“过度出口”来维持。这导致中美之间、中欧之间的贸易严重不平衡，而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从而反常地开始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久而久之，中国获取了债权国地位而欧美等发达国家沦为债务国。前文我提到的Scissors教授对当前中国外部金融实力的质疑，就是这种逻辑的产物。我经常说，这种结构主义的逻辑框架在使用上是极其廉价的，因为你即使对中国完全无知，依然可以依仗这个框架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发表宏论。英国《金融时报》的资深评论员Martin Wolf就是这样的能手，他所依赖的无非就是这样的逻辑。假若人们多用它来分析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变化、资本流动等短期经济现象并多见于报端的财经评论和政治外交辞令中，这样做倒也可以理解。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多数人（甚至也包括很多经济学家）竟然干脆使用这种逻辑框架来推断和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前景，认为中国经济需要进行“再平衡”（rebalancing），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来扭转其债权国地位，并将未来经济的增长引擎切换到依靠国内消费需求和进口的轨道上来。

        上述逻辑看上去天衣无缝，实际则有循环论证之虞。消费、储蓄、投资、贸易余额、资本流动等流量概念之间的关系多为定义使然，可以组合出不同的恒等关系，但却无法显示谁决定谁这样的因果关系（比如，中国过度出口是因为国内消费不足还是相反？），因此难以从中把握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不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又怎能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发表意见？不仅如此，从需求方面推断和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增长之前景并不合适。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借用Arvind在书中提供的一个实例。他提到IMF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在1989年11月号中曾有一个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提到日本的人口转变（老龄化和赡养比率的不断提高）对日本经济未来的增长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今天看来，这个结论显然是错的，因为人口老龄化和赡养比的提高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和储蓄率，不利于未来的经济增长。而那时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研究者遵循的逻辑是，人口老龄化和赡养率（指被抚养的老人数）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降低国民储蓄率，推动总需求的扩大，从而导致经济增长。Arvind无奈地认为，出现这个匪夷所思的结论，要么是这些研究人员低能，要么就是因为这些人当时对日本经济过于自信和乐观而刻意编出的一个理由。其实，这个理由与今天人们从需求方来推断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逻辑同出一辙。

        这几年，我发表多篇文章来批评从需求角度看衰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言论。这些言论多以中国消费需求占GDP比重（简称消费占比）很多年来持续下降的观察为主要依据来得出未来增长乏力和熄火的结论。而实际上，消费占比下降的观察并不真正可靠，统计上有明显的缺陷和偏误。我在3月15日的那次演讲中提到，家庭在住房消费开支以及服务消费等方面的开支存在被严重低估的可能。自从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放弃福利分房制度并启动住房市场之后，家庭必然为购买住房而储蓄。如今在城乡房屋私有化率高达近90%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不得不承认，由于缺乏足够可靠的历史资料来估算 “虚拟租金”，在核算家庭用于住房消费的开支方面存在明显低估倾向。另外，国家统计局利用现有的官方社保、医疗、金融、保险等部门的统计资料进行推算的做法也低估了家庭在教育、医疗以及金融中介服务等方面的实际开支。实际上，这些年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名义增长率几乎都超过了17%，如果家庭在住房、教育、金融中介服务以及医疗保健和养老等方面的开支能够在统计上被准确反映，想必其增长率与GDP的增长之间也不应该存在显著的落差。至于用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来解释消费占比下降的说法，由于不能很好推断家庭储蓄率的变化，也难成有力证据。

        另外，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关于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日本未来经济增长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以消费占比的高低来推断和预测未来增长的前景反而会得出匪夷所思的结论，因为消费占比的高低仅是比例的大小，并不反映消费增长的绝对值。就算我们相信中国的消费占比在下降，那也只是比重的下降，不是绝对量的减少，何况中国过去20年的消费增长并不慢。Arvind在书中用“佩恩表”的购买力平价数据计算发现，在与东亚经济高增长的相似阶段，中国大陆人均消费的增长显著快于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顺便提一下，这个比照结果不仅说明中国在过去20年人均消费的增长有较好记录，而且对那些指责中国一直实行贸易重商主义政策的言论也有申辩之义。最近10年来，流行的观点多以为中国对美欧维持的经常项目顺差抵消了中国消费者的福利。换句话说，中国的贸易重商主义政策“欺骗了”国内的消费者。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好像回到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当时实行的贸易重商主义政策尽管让中国出现了贸易顺差，但闭关锁国的政策却扼杀了中国人对进口的需求。而实际上，正如Arvind所言，定义中国是重商主义倾向的国家面临一个悖论，因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中国不仅仅创造了出口与进口“之差”，从而导致与美欧的贸易失衡，同时也创造了出口与进口“之和”，为世界经济带来繁荣。

        再回到消费问题上来。与消费占比持续下降的观察不同，我认为，与很多中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是可以理解的事实，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国民储蓄率较高造成的。但是，随着我们人均收入和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随着教育、医疗健康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品均等化的不断改善以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体制的逐步完善，家庭消费的升级不可避免，消费占比会不断稳步提高。但这种提高是经济不断收敛于高收入国家的必然结果，应与人口快速老龄化导致消费占比上升（因为储蓄率下降）的情形区别开来，因为后者对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反而不利于向高收入国家的收敛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假如中国对正在面临的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挑战不做出积极应对，那么中国经济的基本建设和资本形成的高峰期可能也就再有15到20年的时间，这应该是中国收敛于高收入发达国家的至关重要的时期了。过了这个时期，即使我们有更高的消费占比，但因为国民储蓄率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想要再保持较快增长就不太可能了。我以为，Arvind对中国未来20年平均5.5%的增长预测值该是提前考虑了这个问题。

        最后，退一万步讲，未来即使出现来自政治、经济自身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以快速老龄化为代表的人口转变对增长构成的严峻挑战（这是唱衰中国经济的学者最为悲观的方面），我还是认为中国有智慧，也有能力成功应对这些问题而不至于出现未来增长动力的消退。耶鲁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Gustav Ranis教授1995年在总结东亚经济能够保持长期发展的成功经验时曾经指出，“关键的和具有说服力的一点是，决策者持久的可塑性，总能在每个可以识别的增长转型的阶段上正对变化的需要而做出政策的改变。由于这个可塑性，整个系统得以避免失去动力并能在每个阶段的末尾重新驶入轨道……每个10年有每个10年的挑战，每10年政府都能做出政策的改变，用Kuznets的话来说，这些政策改变是为了适应而不是梗阻私人经济所要求的变化。”我相信，这样的描述也同样适合中国的国情。在改革政策上做到Ranis教授所说的“持久的可塑性”，关键之点在于政府的决策远离利益集团的影响，更不能被利益集团所俘获。这就要求政府有超越利益集团的更高利益目标而保持“中性”（借用姚洋教授的话）。回眸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无论是天安门事件、邓翁南巡、中国入世，抑或最近的重庆事件），似乎都有理由相信并预料，中国的执政党即使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会在未来的各个可能的转折点上持续推动政治与经济层面的改革。

        至此，我已花费了很大的篇幅来评论和分析与预测中国经济未来有关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在这个阅读、赏析和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在这些年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讨论中，Arvind使用的预测方法和理论基础明显优于其它，没有或许因为看好中国经济而刻意使然的痕迹。这是为什么我愿意为此书写下该长篇评述文章的根本原因。而要做出对中国经济未来乐观的严肃推断是需要超凡的经济学功力的。在这一点上，Arvind做到了。我在开头部分说到，由于我只对这些更“经济学”的内容感兴趣，所以，我以上的评述和赏析文字仅以第1-7章的内容为对象。但是，除了科学预测中国经济之外，他的书还在第8-9章讨论了全球（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如何学会去适应和处理与中国崛起的关系。这些讨论与国际地缘政治学多有交叉和重合，不在我的兴趣范围，我无心评论。至于对当前依然主导全球经济的美国的未来如何研判，也仅仅在本书的头尾两处做了些陈述和简单讨论，没有翔实论证，我当然也无从发表更多意见。3月初与Arvind在上海见面时我问起：“为什么你对美国的未来有书中的那些看法？”他回答说：“美国的衰退是全面的（generalized decline），今天就连美国最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包括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改弦更张，反过来去反对全球化，主张保护美国了。知识界的这一‘气候变化’已能隐含说明美国的衰退已大势所趋。”至于他在书中认为美国的衰落几乎不可挽救的理由，概括起来大概有三条，除了已过巅峰之后的长期增长必然衰退的理由之外，还有以下两个原因：一，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后暴露出其财政、金融和债务状况的极其糟糕和脆弱，使其维持经济自然增长的前景极其暗淡；二，美国长期演变的结构性困境已成痼疾顽症，难以克服和恢复。Lawrence Katz的比喻更形象：可把美国经济想象成一栋大厦。一个世纪前，甚至是30年前，它还是全世界向往的对象，但到了上一代人那里，情况发生了变化。顶部的豪华公寓越来越大，中间的普通公寓拥挤不堪，地下室早已水漫金山。为了应对这一困局，大厦的电梯不得不停运，结果更让人们跌入失望的深渊。这些困境非一日之寒，乃是一系列问题累积所致，包括停滞不前的中产阶级的收入、长期失业人口的不断增加、持续扩大的社会不公，不断降低的社会流动性等。即使大胆假设美国还可以重振旗鼓，借助于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加快科技创新的速度来恢复其经济增长达到上世纪90年代的历史最好记录（3.5%），Arvind也不认为中美之间的竞赛结局可以改变，因为在一个收敛和平坦的世界上，科技创新发生在何处已不重要，复制和传播快于发现。他称这一现象为“不对称性”。用他的话说：“这一不对称性是指前沿国家的技术创新步伐放慢或者受限总体上并不会对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收敛造成影响，因为现存的技术早已被各国广泛运用。但假如富国加快了技术进步的步伐，那么这些新技术在诸如中国和印度等国的运用速度也会加快，从而给这些国家也带来增长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富国加速增长未必能使它们比诸如中国和印度等国增长得更快。”因此，如果美国要以3.5%的速度增长，我们就必须提高对中国增长率的预测值，从而对中国行将取代美国主导全球经济的大预测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既然这样，那就让我们去欣赏一下Arvind在本书开头和末尾处设计的20年后的那一幕吧：2021年2月的华盛顿，春寒料峭，北风呼啸，刚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正在带领林肯车队浩浩荡荡地驶入IMF中国籍总裁的办公室，为的是签署一项借款协议。IMF同意向美国提供3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12%）的紧急融资。为了获得这笔款子，美国答应了所有限制性的条款，包括撤出在西太平洋的海军基地。这一幕颇具象征意义，瞬间传播到全世界。人们不会忘记，1956年，英国为了获得美国提供的融资计划（该计划包括从IMF借到13亿美元以及由美国的进出口银行提供5亿美元贷款等）来应对巨额的债务而不得不同意从苏伊士运河撤军。在亚洲，相似的一幕发生在1998年。时任IMF总裁的Michel Camdessus（康德苏）低头看着印尼总统苏哈托在一份协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在亚洲人看来，随着这一签字，主权和尊严不复存在。而在2021年的华盛顿，世界主导权的交接仪式正在完成。

        今年1月30日在丹麦哥本哈根，我与Arvind不期而遇。我们同时被邀担任“丹麦商业领袖峰会”（Danish Top Executive Summit）的嘉宾演讲人，而担任演讲主持的正是《金融时报》的Martin Wolf。会议组织者用心良苦，在会议当晚有500多位商界领袖参加的招待晚宴上，主办方“丹麦管理学会”特地安排我儿子（他和我太太也受邀出席晚宴）带领大家领唱了一首只有三句词的中文歌曲，歌词是：东方太阳已升起，西方还在睡梦里，要加油，要创新。而“日出东方”（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正是这次峰会醒目无比的主题词。不用说，Arvind和我都明白这个主题的深刻含义。

2012年5月3日

2012年5月20日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副刊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5/19/79436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