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发展、转型与国家能力

张军

我对经济发展的中国经验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概括起来就是：中国经验正在检验经济学的诸多不成熟的理论，同时也向许多被广为接受的理论命题提出了疑问。重视中国经验，可以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发展、政治制度转型与国家能力的复杂关系提供最佳的观察机会。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转型的关系上，中国经验似乎给出了一个基本的答案。

   在全球范围内，过去30年中国这个大国的经济发展被公认为是最为成功的。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经济体制转型成功的结果，这也没有异议。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不成功，就难有成功的经济发展。在包括俄罗斯和东欧在内的所有转型经济当中，中国无疑是最成功的一个。与俄罗斯和东欧教条地采用“后华盛顿共识”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不同，中国的经济转型之所以成功，经济学家大都认为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遵循的是一种渐进的和经验主义的方式，改革方案可以“错了再试”，在局部地区试验产生效果之后再推广；改革是可逆的。中国在国有企业、价格、财政、税收、贸易、汇率和开放市场等领域的改革都是这样推进的。而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实行渐进的和经验主义的改革，是因为中国拥有一个有威信的和强有力的政府（所谓强势政府），“国家能力”保存完好。相比之下，俄罗斯没有这样的威权政府，印度也没有。很难想象印度联邦政府可以推行“错了再试”的改革。俄罗斯由于转型前期的苏联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时期）导致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威被严重削弱，也无力推进复杂的改革。叶利钦自己在1993年发表的演讲中就承认“过去几个月来，俄罗斯经历了深刻的国家危机。所有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家们都在参与旨在摧毁国家的无聊的斗争中。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国家权威的整体丧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推进复杂的改革了。”

   这的确耐人寻味，因为在西方主流的知识界，被广为接受的理论通常是，经济发展只能是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的结果。两者都要求首先摧毁原有的国家机器和政府体系。不仅如此，经济学家还往往建议政治民主化要先于经济的自由化或市场化，这样才能成功实现经济的转型。可是被大多数人忽略的是，这里是有一个逻辑悖论的，因为当改革需要改革者的时候，改革的成功却又要提前消灭它。一个基本的常识是，自由化的改革不是可以自主并迅速完成的，它需要改革者。事实上，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转型的经验提醒我们，经济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对政治和政府具有很高的诉求。

   不仅在经济转型方面中国的经验显示出拥有一个强势政府和保存国家能力的相对优势，而且，一个具有长远目标的和中性的强势政府才有足够的组织上的激励去执行和维护经济发展的战略。由于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法制不健全，私人产权不够发育，一个强势政府维持政治秩序，推行发展的政策而不是掠夺的政策对经济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经济落后国家的政府如果过早地丧失国家能力，其发展政策往往被利益集团的收入再分配和寻租活动所取代，更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中国的经验表明，政府一旦拥有有效提供社会稳定和公共品（包括基础设施）的能力，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有助于确保市场和政治民主制度发育的良好环境。

   在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关系的问题上，经济学家有完全相反的看法。那些主张好的（政治）制度才能导致好的经济发展的所谓“制度优先论”把制度的转型视为发展的引擎，认为经济发展是制度转型的结果。在他们看来，好的（政治）制度是外生于经济发展的，只有完成向好的制度的转型，拥有对政府制衡的政治制度，才能有效保护产权和投资，从而才能有经济发展。中国的经验并不支持这一因果关系。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化的经验，我们似乎看到了相反的关系：制度（特别是政治）变化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事实上，正像那些战后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型的少数经济体的经验表明的那样，民主和政治制度的转型更像是教育和收入水平（两者都导源于经济发展）提高的结果，而后者的过程需要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高度积累。

   这似乎就回到了政治学家Seymour Martin Lipset关于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导致政治制度转型的重要思想上去了。他在1960年出版的关于“政治的社会基础”的著作中，就提出把政治制度的转型内生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去的基本思想。他认为，教育的普及和收入提高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不是技术的扩散，而是对大众参与和对政治问责的不断增长的需求。2008年在我与美国经济学家Gary Jefferson讨论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的那篇论文中，我们就认为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经验总体上支持了这一逻辑。这也是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未来政治转型过程的重要逻辑。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其含义就是，与经济转型类似，中国的政治转型似也具有遵循渐进主义和试验主义的初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