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有一个很流行的论调，认为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而消费则严重不足，这样的增长“模式”是失衡的、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必须从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到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说起来也许难以置信，这个流行的观点其实是出于对经济学理论的误解以及对失真的统计数字的盲信。问题的由来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有一种估算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统计方法，叫做支出法。根据这个方法，GDP被分成三大块即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包括固定资本的形成和库存的变化）和净出口（出口额减去进口额），这三块同时也构成所谓的总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2010年，这三项支出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分别为消费47．4％（其中居民消费占GDP的33．8％）、投资48．6％、净出口4％。在1990年，这三个比例分别是消费62．5％、投资34．9％、净出口2．6％。

 根据这些数据，中国经济中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二十年里有显著下降，相应地，投资的比重则显著上升。净出口的比重虽然也增加了，但是绝对数字并不高。其实过去十年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3．3％。也就是说，从总需求的角度看，内需平均占了96．7％，而（净）外需只占了3．3％。这个数字与大多数国家相比虽然不低，但是绝对得不出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外需拉动的结论，而是恰恰相反。

 那么我们的消费是不是过低了呢？纵向比较，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我们现在的消费率比以前低了。横向相比，全世界的消费比率约为75％，这也是西欧发达国家的比率，美国的消费率则超过85％，而亚洲国家的消费率平均约为65％，都远远超过我们的消费率。所以，从统计数字上来看，我们的消费率确实是低的。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消费率是不是真的如官方统计所表明的这么低？第二，消费率低有什么不好呢？它对经济增长有害吗？下面我们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消费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消费率低是坏事吗？低消费率的反面就是高储蓄率（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就是100减去消费率）。整个亚洲的储蓄率达到35％，亚洲经济也大大超过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更超过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所以，一个国家和地区不会因为消费低储蓄高而妨碍经济的增长，而是相反。事实上，根据同样的官方数字，中国从1990年到2010年的二十年间 GDP每年增长达到10．45％，同期消费的年增长率达到8．64％（这些都是去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复合年增长率）。确实，我们消费的增长是慢于GDP的增长，但是消费每年8．64％的增长速度已经举世无双了，同期世界经济整体消费的年增长都不到3％。另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国印度在过去二十年里消费的年增长率也只有5．8％，而且同样略低于印度GDP6．5％的年增长率。说起来也许有点像悖论，但是，中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消费率（也意味着相对较高的储蓄率）恰恰是我们实际消费水平的增长远远快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经济增长理论上看，是储蓄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落后国家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去接近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持续的消费水平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很多人之所以认为消费会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他们混淆了短期宏观经济的波动问题和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这在宏观经济学里是两类完全不同的问题。

 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决定GDP的理论最多只适用于分析短期的宏观经济的萧条和复苏。只有当一个国家经济不景气，即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所谓的潜在增长率时，通过政策手段（如减税、增加政府支出等）刺激消费才有可能会加快经济增长的复苏。不过，根据凯恩斯理论，在这个时候刺激投资和出口也会有同样的效果，刺激消费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并不占有特殊的地位。

　　与短期经济波动的问题不同，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不是一个需求问题，而是一个供给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和效率的问题。虽然GDP在统计上可以分成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块，但GDP指的仍然是所有最终产品的价值，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消费出来的，也不是投资出来的，更不是出口得来的。在不存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通过独立地增加消费、投资或者出口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时候要增加GDP，只有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

 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提高需要增加资本投入，也就是需要投资。如果将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消费掉了，没有了储蓄和投资，怎么可能有经济增长呢？如果消费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落后国家了。消费谁不会呢？中国经济过去这些年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中国有比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当然，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改善在经济增长中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但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物质资本的投资，技术进步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的消费率被大大低估了

 熟悉经济增长理论的人大概都会同意我们上面所说的是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但可能还是会怀疑中国的消费率会不会太低了，储蓄和投资的比率会不会太高了。他们可能担心这样高的投资必然会带来浪费和产能过剩，导致资本回报的下降。从数据上看，同样经历过高储蓄、高增长阶段的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消费率也没有低过60％，而中国的消费率竟然如此罕见地低于50％，看上去似乎不太正常。

 中国消费率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出在统计上。首先，经济学界在做国际比较时通常不会简单采用各国官方的统计数据，而是采用所谓的 “宾大世界表”（PennWorldTable）的数据。宾大世界表是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价格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Prices Program）根据各国商品价格的调查结果而编制的按购买力平价调整过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需要调整的原因主要是各国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差异很大，以各国本币价格及市场（或官方）汇率为基础的经济数据在国家之间没有简单可比性。

 在宾大世界表里，中国的数据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按照中国大城市的物价调查数据及中国统计局官方公布的GDP增长率推算出来的，第二个版本是宾大世界表的作者认为更加准确的版本，是在调低了官方的GDP增长率和物价调查中的消费品价格指数后得出来的。根据这个版本的数据，中国2009年（该表的最新年份）的消费率是 55．28％，而不是官方的47．35％。更值得注意的是，该表里中国1990年的消费率是55．78％（而不是官方统计中的62．5％），与2009年差不多。从1990年到2009年这二十年里，中国的平均消费率是56．64％。根据这些数据，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显著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而且没有官方统计所呈现出的消费率在过去二十年里的下降趋势。所以，如果说中国现在的消费率过低的话，那么过去二十年里从来都是这样低的。但是，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里不是增长得很好吗？有什么理由认为这样的消费率现在就成了问题呢？

 当然，即使55％的消费率还是明显低于东亚新兴发达经济体在相似发展阶段时的消费率（均超过60％）。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的消费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被大大低估了。根据我们的估计，实际的消费率要比宾大的数据起码还要高出5—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的消费率应该达到甚至超过60％。

 首先，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对住房消费大大低估了。关于这一点，已经有经济学家（包括本文作者在内）指出过；国家统计局的一些专家对此也有认识，但是在实际统计中并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居民消费支出中有一项叫居住消费，包括住房消费和水电燃气等消费。住房消费在统计上包括所有租户实际付出的租金以及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理论上，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指的是住在自有房屋中的居民如果要在租赁市场上租住类似的房子需要交多少租金。但由于这种虚拟的市场租金较难准确估计，统计部门在实际操作中用的是房屋的造价 （城镇每平方米2000多元、农村600多元）乘以一个折旧率（城镇住房是2％、农村是3％）的办法来代替自有房屋的虚拟租金。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却大大低估了住房消费。以2009年为例，中国居住消费（除房租和虚拟租金外，还包括水电燃气费等）只占GDP的6％，占居民消费支出的17％，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2％。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居住消费只是交通和通信消费的1．5倍。如果中国人真的只需要花这点收入用在住房上的话，住房问题也就不会成为最触动大众神经的问题了。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9年的数据，该组织中主要发达经济体（美、日、英、德、法、加）的居住消费占GDP比重都在14％左右（13．6％—14．7％），该组织中两个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和土耳其的居住消费占 GDP比重分别为 11．1％和16．5％。即使是印度，居住消费也达到GDP的8．6％。根据我们粗略的估算，假设中国城镇房屋每平方米价值4000元，租金回报率每年3％，再假设农村住房虚拟租金没有被低估，据此计算出来的城乡居住消费支出刚好占到GDP的10％。也就是说，光这一项消费支出的重估就将我国的消费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如果农村住房消费被低估了1个百分点，那么总消费支出就被低估了5个百分点。将这5个百分点加到宾大世界表估算的中国消费率上，我国2009年的消费率就刚好达到60％。

 除了住房消费被低估，在中国很多本来应该属于居民个人消费的支出被算到了公司账上，变成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或者资本支出。主要的例子包括汽车，因为很多人公车私用，所以本来应该算作居民消费支出的汽车消费却变成了企业的资本支出，也即投资。其他还有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公款送礼等等，这些消费支出都没有被统计进来。我们这里说的还不只是腐败造成的问题，这些做法大多数是合法的。相当多私营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将个人和家庭的很多消费开支打入公司成本，从而规避个人所得税乃至增值税。这类消费占GDP比重究竟有多少自然无法统计、也不能准确估算出来。假设中国的消费有10％是这一类消费的话，那么我国实际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又会因此增加5个百分点。

 除了消费支出被低估，中国的投资也可能被高估了。上面讲到的公车私用情况，既低估了消费，又高估了投资，这只是一个例子。投资被高估的可能性主要包括土地购置成本（地价）的上升没有被很好处理；投资项目多次转包夸大了工程费；工程款统计虚报严重，项目为能获批而支出的公关费用、招标过程中发包方得到的回扣等支出，往往计入工程款项而被统计入固定资产投资中。

 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的实际消费率应该达到或者超过60％—65％，这样的消费率在一个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应该是比较正常和合理的。东亚几个发达经济体在相当一段时期都出现过60％—70％、甚至更低水平的消费率。根据宾大世界表的数据，日本在1968年—1997年三十年间的消费率都在64％—70％之间；香港的消费率在过去五十年里都在60％左右；韩国在1987年—2000年间的消费率均低于或接近60％；台湾在1978年—1989年这十二年间的平均消费率是70％，1987年的消费率也低到过64％；新加坡在1976年以后，消费率从来没有超过60％，过去二十年的消费率平均只有45％，比中国还要低很多。

 总之，无论从经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数据上来看，中国都不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中国的消费率并没有低到多么不正常的程度。虽然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低，但我们不仅不用为此而担心，反而应该感到欣慰，因为这正是我们的GDP以及消费的增长速度在过去二十年里得以超过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原因之一。要知道，有多少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在希望自己的人民能够增加他们的储蓄——也就是减少他们的消费。那些善意地呼吁中国经济必须转变到以消费为导向的增长方式的人们大概是误读了经济学理论，或者是被失真的统计数据误导了。

 作者：朱天 张军　　

（朱天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经济学与决策学系主任，张军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长江特聘教授）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