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平改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朱天  张军

（《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2月1日 将此文拆成两篇文章发表，并略有删节，发表时的标题分别为“中国经济并不失衡”及“以公平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这里是全文。）

记得八年前2004年的夏天，在北京召开的一次经济学会议期间，有人问与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教授如何看当时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卢卡斯是理性预期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他没有直接回答提问，而是反问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通货膨胀率又低，有什么问题呢？确实，那个时候，2003年的GDP增长率是10%，通货膨胀（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率是1.9%，2004年保持了10%的增长，通货膨胀率为3.9%。

   近几年来，质疑中国经济的声浪又开始高涨起来。尽管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里增长相对说来依然很快，通货膨胀也不高，套用卢卡斯教授的话说：中国经济有什么问题呢？可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似乎已经有了一个共识，就是认为中国经济存在所谓的“结构失衡”：从总需求的结构角度看，主要是消费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在统计数字上则表现为消费率（即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率）过低，投资率和出口率过高；从产业结构上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产业比重偏高，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创新能力不强，第三产业占比过低。

   其实，这些结构上的比例数字本身不会影响人民的生活，而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却会。只要中国经济可以保持较快的增长和较低的通胀，这些比例数字本来是无关紧要的。很多评论经济的人之所以关心这些比例，是因为他们认为建立在这样的经济结构基础上的增长是不平衡的、粗放的、低效率的、不可持续的，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转变到以消费为引擎、以自主创新来驱动的“模式”上去（姑且不论是否存在这样的模式）。至于如何实现这种转变，不同的评论者的观点可能很不一样。例如，信仰小政府大市场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可能将“失衡”的原因归结为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过多造成的，是资本成本和资源价格被人为压低的结果，因此主张一揽子的市场化改革，如打破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取消政府对资源和要素价格的管制。而对市场化（或者说“中国式”的市场化）改革持质疑甚至反对态度的人们则可能认为消费过低的原因是老百姓收入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同时昂贵的房价、医疗和教育开支也导致老百姓不敢消费，因此主张通过政府干预去提高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降低房价，改善公共福利。

   我们也同样主张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或者占优地位必须尽快打破，政府对行业准入、资源价格的管制需要大大放松，也同样希望人民收入能够快速增长，房价能够更加合理，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公共福利继续改善。但目的不是为了应对所谓的结构失衡，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更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中的不公问题。

   中国经济并没有失衡！好几位经济学家（包括本文作者）之前已经著文论证中国并不存在长期消费不足的问题。首先，中国的消费率在统计上被低估了，其真实水平与东亚四小龙在相似的经济发展阶段很接近。其次，消费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相反，相对较低的消费率能够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很多人混淆了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指的是GDP水平的持续的上升）和短期的经济波动问题（指某一年或某个季度的GDP水平的变化）的重大差别，误用了只适合于分析短期经济波动的凯恩斯理论来分析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短期的经济波动会受到需求因素的影响，但长期的经济增长则取决于总供给能力的扩张。从长期的供给角度而不是短期的需求角度来看增长，恰恰是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中国相对较低的消费率对应的是相对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这正是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投资效率也许可以更高，但从常用的增量资本产出比（投资率与GDP增长率之比）这个指标来看，我们的效率并不低。有人担心高投资率必然造成产能过剩。在短期里，由于宏观经济的不景气，很多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是正常的，但不能以此判断很多行业存在长期的生产能力的过剩。

   中国的产业结构总体上也不存在失衡问题。很多人所希望的产业结构说穿了就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但这只能作为长期的愿景，而不是几年里或者十几年里能够实现的目标。什么时候我们成了发达国家，那么现在所说的产业结构“问题”如第三产业不发达、能源消耗比率高、高附加值的产业少、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等自然都不存在了。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要变成发达国家需要一步步来，即使以每十年翻一番的速度，我们也还要几十年时间才可能在人均收入上赶上发达国家。

   事实上，早在十六年前的“九五”计划中，国家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所谓的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十五”计划又再提调整和升级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六年前的“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与最近的“十二五”规划几乎如出一辙，并且明确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各项经济结构。但是为什么没有达到所希望的结果呢？很多人把原因归结为体制的痼疾、改革的停滞或政府工作的失误。但是中国经济恰恰在过去十多年里得以快速增长，跃升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作为一个已经脱离了计划经济的国家，其经济结构并不是政府能够决定的，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自然结果。套用一句老话，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这个意志是来自于强大的中国政府。如果将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完全看成是体制和政策失误造成的话，那就大大高估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了。

   因为经济增长是个供给问题而不是需求问题，维护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应该在供给上做文章，说到底也就是要提高人均生产能力，亦即劳动生产率。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无外乎三个途径。第一，提高人均资本的占有量，这就需要投资。在这一方面，中国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我们的高储蓄率保证了我们可以有很高的投资率而不需要背负外债。不过，光是增加投资的数量并不必然会增加有效的供给，还需要提高投资效率，这就要求投资的决策必须是市场导向的。除了基础设施投资以外，如果过多的投资是由政府来决定或者批准的话，那就难以避免投资的失误或低效。因此，必须不断降低政府及国有部门在投资中的比重，必须改革现行的投资审批制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二个途径是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这就需要不断提高教育的水平和质量。中国在教育上的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仍然低于世界中位数水平，还有继续提高的空间。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三个途径是技术进步。但不能将技术进步等同于自主创新，尤其不能等同于在高精尖领域的自主创新！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以更好、更快地学习、模仿、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为主，而不是以自己去创新为主。发达国家基本上要靠自主创新才能实现技术进步，而发展中国家通过学习、模仿就能够实现技术进步。正因为我们的技术水平还很落后，我们技术进步的速度反而比发达国家更快。哪一天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我们也就是发达国家了。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中国的科研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但还是超前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我国的科研实力和产出在世界上的排名要高于我们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排名。我们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才只是最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在这样的发展阶段，盲目地鼓励自主创新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在产业升级上过多的干预，导致企业的弄虚作假，结果是揠苗助长，欲速则不达。

   由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结构失衡，因此以较快速度增长的趋势仍然会持续下去。虽然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的干预仍然过多，但中国毕竟已经有了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大多数经济资源的配置和经济决策都已经分散化、市场化了，加上中国较高的投资率以及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的巨大的收入和技术差距所带来的赶超效应，中国经济在今后20年里完全可能以每年平均7%左右的速度增长下去。但这是全国平均速度，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世界银行用来界定高收入国家的起始线（约12500美元），因此，应该允许这些城市的人均GDP增长速度降到5%左右，否则，就是逼着地方政府违背市场规律去上项目、争投资，乃至在数字上造假。

   客观地讲，无论从人均GDP、家庭消费还是可支配收入来看，除了个别因石油等自然资源而致富的小国外，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都是世界上最快的。那么为什么无论是民间还是舆论界都还有如此多的不满呢？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中国经济这么悲观呢？我们认为问题不在失衡，而在失公。其实，老百姓并不关心宏观经济中的各种比例，也不关心经济增长的速度，那些只是抽象的数字而已。人们更在乎的是自己的收入和财富的相对水平及变化，更在乎影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机制本身是否公平。

   中国经济的失公不仅表现在收入分配上的贫富悬殊，还表现在财富分配和社会福利分配上的不均，尤其是表现在由体制和政策造成的在教育、就业和商业机会上的不公平。过去三十多年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也迅速扩大，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属于世界上收入比较均等（当然是均等地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世界上收入极为不均的国家之一。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经济转型自然会导致收入及财富分配不均程度的扩大，但现在最令人诟病的还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运作所造成的不平等，而是由腐败、政策歧视及体制因素造成的机会的不均等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和福利分配上的巨大差距。

   民患贫，但更患不均。只要能够坚持以市场制度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稳定发展，中国经济就能持续增长。因此，我国下一轮的体制改革应该将精力更多地放到解决失公的问题上来。但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改革的焦点还不应放在直接干预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的结果。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的初次分配自然就是比较不均的，即使在收入相对最均等的北欧发达国家，其初次收入的分配也是较不均等的。这些国家收入的均等化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即所谓的二次分配）来实现的。但是，发展中国家要想通过很高的所得税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的办法达到北欧发达国家的均等程度是不太可能的，甚至是不可取的。

   由于收入的直接再分配难度相对较高，国家有必要在公共福利制度上进行更大胆的改革，尽快提高公共福利分配的公平性，尽快将现在被排斥在公共福利体系之外的人群纳入到体系中来。政府还应该继续提高公共福利开支的比重，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开支，而且要向收入较低的群体和地区倾斜。我国在教育和医疗卫生上的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在过去几年来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低于世界中位数水平，低于我国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与此同时，还应该继续放开教育与医疗卫生行业的准入，引进竞争，增加供给，提高质量。

   改革的重点尤其是要放在解决体制和政策造成的不公上，尤其是要解决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问题，打破国有企业在一些行业的垄断或占优地位，大大降低乃至取消这些行业的准入门槛，从而减少国有部门的“垄断”利润及其支付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福利的能力，同时可以增加民营部门的盈利机会和提高工资水平的能力。这样的改革既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提高效率，还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没有失衡，而是失公。因为不存在失衡，也就不存在所谓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中国当前更紧迫的是要解决失公问题，而解决失公的政策不只是有利于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而且与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并不矛盾，并不需要以牺牲效率和经济增长为代价，反而会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收入分配的改善本身就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方面既有经济理论也有经验研究的支持。教育和医疗卫生及其他社会福利的增加以及分配的公平化直接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打破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意味着新企业的进入，会给这些行业带来投资和供给的增长。

   现在经常说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容易改的都已经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但事实上八、九十年代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过程中的改革措施很多都是高难度、高风险的，例如价格改革的闯关，国企改革中大量工人的下岗等等。今后的国企体制、行业准入、投资管理、价格管制及公共福利制度方面的进一步的改革并不比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在政治上难度更大、风险更高，只是在制度设计的技术层面上可能更加复杂，但只要政府有动力和决心去做，技术上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朱天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与统计系系主任、张军是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