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改革的体制需要政府的势力（或财富）大过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从而才有可能保持政府目标的长远和相对的中立。这是改革可以成功的条件。”]

中国每年三月的“两会”历来备受关注。不过，这个月的两会似乎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仅因为中国新一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名单将在期待和猜测中揭晓，更重要的还在于，在这几年的经济持续减速和社会对改革的高涨需求面前，人们更期待中国政府如何制定出促进和确保未来新一轮增长的政策来。

对改革的诉求和期望日益高涨，起因并不是经济的减速，但2010年后中国经济增长下滑让中国政府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了。没有人确切知道按照现在的状况减速会持续多久，至于经济能否重回2009年之前的体面的增长速度，政府显然也把握不足，以至于这两年的增长目标都下调至了7.5%以下。而多数经济学家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前途的看法也开始表现出悲观的情绪。那么，一个有着30年超高速增长辉煌记录的经济体是否真的就要迎来低速增长的时代？目前来看，回答肯定者居多。在这方面，很多经济学家常常喜欢把日本被作为一个鲜明的参照。

在经历了之前2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在1973年出现了陡降，从9%跌到了4%，不仅如此，随后的40年里，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都没有超过3%。今天的中国是否正在重演日本当年的一幕？不管是否认真对待了这一问题，多数经济学家表现得依然很悲观。

但悲观的逐项理由当中，多数的讨论其实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比如，日本在1973年经济出现“跳水”时已经算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他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估计已经超过了美国的60%。其实，即使是东亚四小龙，在各自进入适度增长阶段时，他们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估计也已接近了美国的一半。而今天把人均GDP只有美国20%（同样是按照购买力估计）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相提并论是不符合经济学的“收敛论”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判断大大低估了中国经济追赶前沿国家的潜力。

即便如此，今天多数经济学家依然怀疑中国是否还能继续发挥其过去的优势以实现快速追赶。不管是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也好，还是认为20年前的体制改革创造的制度红利释放殆尽也好，总之，当下“糟糕的模式”或者“糟糕的体制”将把中国经济拖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认真想来，“糟糕的体制”也不见得应该成为另一个悲观的理由。动辄拿体制说事或者把所有问题归因于体制，这是一种典型的本土思维范式。即使我们不否认中国的经济体制演变得多么“糟糕”，也不见得会比那些同样实现了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曾经的体制坏出多少。一个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年的体制会比当年的日本和四小龙的体制更糟糕？经济学家应该不能回答这个。尤其是当我们对对方的体制一知半解，缺乏与他国体制打交道和生活在其中的感受时，我们对体制做出优劣的大胆评判不过是感情用事而已。

那些对制度和比较制度学的研究文献所告诉我们的正确看法（尽管常常被经济学家忘记）应该是，一个体制的形成与结构总是不能脱离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或阶段。今天的中国经济，在经济体制上是由计划经济经市场化的改革演变而来，其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30年的高速增长。正因为如此，该体制在过去30年的发展阶段上必有其独到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的某些优点可以一成不变。增长和发展的进程会导致既有体制的某些方面不再适应新的增长阶段，不再能提供经济增长的支持，甚至反而可能正在成为增长的桎梏。因此，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可能让我们的体制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让我们的体制去适应不同的和变化了的经济发展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重要的。

从经济发展的世界经验来看，为了改变体制的某些方面以适应变化了的发展阶段为目的的改革，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即使撇开大多数经济转型国家的失败教训不谈，那些在经济发展中没有能够在新的阶段上维持增长动力的国家，大多数也是因为体制改革的不成功。而在为数不多的高增长经济体中，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够成功迈入发达经济的行列，重要之处也应归因于他们体制的可改革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个可改革的体制至关重要。

一个体制声称再优越，一旦不可改革，就不能为其长期的增长提供支持。印度，拉美都是如此。日本也是如此。所以，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唯有体制的可改革性才能确保改革体制的成功。要理解这一点，看看今天的印度就够了。过去这些年来，辛格政府充分认识到了改革对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出台了许多重要改革的思路与方案（包括试图建立经济特区以克服“最低工资法”的制约），但改革成效甚微，能改动的地方少之又少。印度的西方观察家们都知道，相对照东亚的体制，印度的体制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可是，在印度的体制下，改革谈何容易。对经济持续的增长前景而言，印度体制的不可改革性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在东亚，尽管日本在1960-70年代取得了超常的经济奇迹，但由于其体制缺乏可改革性，最终还是陷入了之后40年的超低速增长，并使日本终究难以扳回失去的国际竞争力。相反，韩国过去的成功之所以能发展成今天的更大的成功，特别是在遭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能成功站到国际技术的前沿，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韩国能成功推进体制改革的结果。有意思的是，韩国在“汉江奇迹”后演变出来的体制常常被西方经济学家诟病不已，但这个体制却是可改革的，在一些关键的阶段上，可改革的体制表现出了巨大的韧性和灵活的优势。

经济学家需要去研究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体制是可改革的，而另一个体制则不可改革。但经济学家在实证的政治经济学方面已有的研究暗示，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游说势力的壮大是政府不能出台正确经济政策和错失良机的根源。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兴起和利益的冲突，不管这个利益集团是大企业巨头，还是弱势群体，最可怕的是他们的游说势力过于强大，足以影响乃至改变政府的长期政策。几乎难以想象墨西哥政府的有关改革政策可以免受世界首富、墨西哥的电信巨头的影响。俄罗斯也是如此。

另外，民粹主义政策之所以在拉美和欧洲流行，也多因政府囊中羞涩。一个可改革的体制需要政府的势力（或财富）大过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从而才有可能保持政府目标的长远和相对的中立。这是改革可以成功的条件。姚洋教授曾经提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增长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是“中性的”，不受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左右，不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可以（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改革体制中那些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部分（特别是涉及公共部门、收入分配、土地和户籍制度以及金融等领域）变得十分迫切。可是今天的局面与之前是否大有不同？即使今天在数量上不超过2%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占了全部企业资产的40%，即使国有部门（特别是央企和金融部门）的权势日益增长，看上去中国依然没有变得更像俄罗斯或墨西哥。相反，这些财富的增长极有可能增强中国政府掌控局面和推进改革的能力。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成功的秘笈。当下和未来20年，中国政府继续保持“中性”至关重要，在政治上要力图避免被利益集团绑架和俘获，换句话说，中国需要长期保持体制的可改革性，唯有如此，适应未来发展阶段升级的重大改革的成功方可期待。

2013年3月3日

（2013年3月7日首发FT中文网，但发表时被FT编辑过并改用了别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