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采访/魏迪英

1989年到1992年之间，中国经济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挑战；社会发展也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对于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经济改革从何处着手，公众感到困惑不安，决策层和学界也莫衷一是。

在这种徘徊的氛围中，经济学家厉以宁和他的三位学生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联合发表了《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该书呼吁从企业改革入手，破除不合理的传统制度，推动经济改革的战略突围。经过大量理论探讨和研究，四位作者总结出一个坚定的结论：“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22年后，相关理论研究和政策思考已在改革进程中得到验证，作者中的李克强、李源潮等也走到了领导改革进程的第一线。《时代周报》为此专访了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分析中国改革的逻辑和经验，进而探讨经济改革的下一个突破口。

记者：《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是在1991年出版的。在此前后，中国经济面临哪些重大挑战？

张军：早在80年代后半期，中国理论界对改革的战略已发生分歧。当时国务院的经济体制改革小组有一个基本思路，现在可以称为整体改革论。整体改革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拆开，而要整体过渡，也就是价格、税收、财政的联动改革。

但是另一种思路认为，只要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就无法有效对价格做出反应。在这种条件下，单纯的价格改革很难成功，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在企业层面。当时持这种思路的学者，在京沪两地都有，厉以宁是其中比较突出的。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政府比较倾向于搞价格改革，因此推出价格双轨制和价格闯关。由于价格闯关引发一系列问题，当时的决策者感觉风险太大，最后放弃了价格改革，转向了企业改革。在经济学界，厉以宁的企业改革优先论就引起了关注。

具体到企业改革，经济学家杨培新主张推广企业承包制，因此人称“杨承包”。厉以宁主张企业改革超越承包制，用股份制进一步改造国有企业，在企业改革完成后再推动价格改革。由于这个思路，厉以宁后来被称为“厉股份”。

当然，《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并没有只局限于企业改革。在这本书问世时，中国正值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通货膨胀高达20-30%，经济出现混乱。在价格双轨制下，套利、寻租和腐败盛行，社会不满情绪增大。1989年到1991年的三年是非常特殊的，经济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一下跌落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为此，理论界都是在反思中国下一步该怎么走？当时确实有人认为改革走不通，主张走回去，这种声音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逐渐消沉。

主张继续改革的经济学家也在找出路。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该书的几位作者提出以企业改革为突破口，重点关注企业制度、国有资产所有制、工业化道路等，这对价格改革派是个纠正，也在后来的改革进程中获得了验证。

记者：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当时的价格自由化尝试为何会失败？

张军：如果仅从理论上看，价格自由化一定会有效。市场机制其实就是价格机制，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主体根据价格传递的信号做出反应，调节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在80年代初期，中国年轻的经济学家接触到西方经济学，理解了经济运行的核心是价格，自然就会提出经济改革就一定要放开价格。对此，后华盛顿共识中有句名言就叫getting   price right，意思是理顺价格关系。

但在现实中，每个国家的情况很不一样，生搬硬套就会引发问题。比如供求关系特别扭曲时，一旦放开，价格飞涨就会引发经济混乱。因此，策略就非常重要，决策者要尽量减少价格放开引发的经济、社会动荡，降低改革成本。这就不仅是价格放开的问题，而是如何放开的问题，是一次到位，还是小步快走？事实证明，休克疗法不行，价格闯关也不行，最后是通过双轨制乃至多轨制逐步过渡到价格放开。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的作者为此特别强调两点：第一，整体改革是不可行的，渐进性的改革会遇到阻力、摩擦，但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第二，不能通过价格放开刺激企业改革。事实上，这两点都可以检验后华盛顿共识的有效性。后华盛顿共识80年代提出时，主要针对转型经济，其核心是迅速推动价格自由化。中国在80年代后期，的确有价格自由化的思潮。1986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当时影响很大。其中就比较多地讨论了价格改革问题，这其实是继续了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思路。最初的价格改革思路是建立计划内和计划外两套价格，用双轨制逐渐过渡。1987年和1988年之间，双轨制引发了一些经济混乱，另外套利和腐败也很多，很多人认为长痛不如短痛，于是价格闯关的思路就呼之欲出了。

1988年价格闯关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供求关系是高度扭曲的，真实的需求和供给之间落差很大。在短缺经济下，供给不足，需求井喷，只要放开价格一定会飞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引发物价暴涨、卢布狂贬，就是明证。因此在80年代，中国放开价格的时机并不成熟。只能先增加供给，缩小与需求的缺口。1988年价格闯关以失败告终，但到四年之后的1992年，除了少数上游产业如能源外，在消费品和大多数生产资料上，价格放开并没有引发经济大波动。背后原因，也可以归结到80年代推行的双轨制。双轨制自然有很多问题，但也有一个好处，计划外价格放开后，企业为满足计划外的需求增加生产，市场对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等到市场影响足够大，价格放开就水到渠成了。

记者：几位作者认为经济发展关键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在后来的改革进程中有无体现？

张军：目前许多国外大机构都在关注“克强指数”，该指数用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来评估中国经济增长，据说这是李克强主政辽宁时偏好参考的三种指标。这三个指标，都能反映产能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

增加供给最重要的是扩大产能。中国在80年代生产不出足够的消费品，必须进行企业改革，刺激生产者的积极性。对此，后华盛顿共识的基本思路是私有化。但是，中国并没有推动大规模私有化，而是选择了计划外自由化的道路，国有企业在完成计划内的指标后，可以自由支配计划外的产品，将其投入市场获得收入。这就是边际改革，典型的渐进策略，企业也有动力增加生产、提高供给。

在80年代，供给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克强在这本书中研究的农村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的就业压力一直很大，所以直接让农民进城就业并不现实。“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在农村的就地工业化首先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吸收了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工业化促进了乡镇企业发展，迅速提高了工业产能。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城市工业部门组成的三元经济结构，既推动了渐进的边际改革，最终也增加了供给。

记者：《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也提到金融改革，但90年代至今的金融改革相对滞后，未来的突破口在哪里？

张军：在80年代，中国对金融改革的了解相对欠缺，政府和学界都较为保守和谨慎。到90年代，中国出现高通胀，同时财政、银行、外汇同时出现赤字，朱镕基意识到金融体系有问题，尤其是财政向银行透支，银行被动超发货币。1993年后在朱镕基的领导下政府启动银行改革，停止财政向银行透支，管住了票子；加强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改革治理结构，促进银行公司化；打包上市。总体而言，银行改革比较成功。

相对来说，资本市场改革要比银行改革滞后很多。1990年中国建立了证券交易所，但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目前来看，更重要的是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

现在中国资金十分充裕，流动性充足，储蓄率高，但是要借钱却很难，成本很高，这就反映出金融体系的症结。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资金集中在银行，而银行收入主要靠利差。银行会尽力规避风险，同时也阻挡了利率改革。因为一旦利率浮动，对企业的影响不大，对银行的威胁却很大，甚至会波及整个金融系统。

未来金融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用债券包括公司债和地方债吸收流动性。这是一个过去三十年里被遗漏的改革，潜力非常大，政府应尽快推动相关措施出台。

发展债券市场的思路，和增加供给解决供求失衡的思路是呼应的。现在利率市场化呼声很高，但这既无法改造金融系统被银行主导的局面，还会导致银行系统陷入困境。发展债券市场，可以吸收流动性，同时促进银行发展中间业务，转变收入结构。最后利率市场化提上日程时，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冲击就比较小。

记者：李克强在20多年前就关注农村工业化，这和他最近提出“城镇化是发展最大的潜力”有何联系？

张军：在城市工业部门供给能力不足，又难以吸纳劳动力时，农村工业化实现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提高了生产率，也缩小了城乡差距。

李克强去年以来多次提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

这也就是说，与东亚四小龙不同，中国是个大国。中国过去的增长主要由沿海地区拉动，现在沿海地区和东亚四小龙的差距已经缩小，增长放慢。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还有辽阔的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发展潜力更大，劳动力和土地相对便宜。原先在东部有效的发展模式，在中西部也会成功。缩小东部和中西部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差距，是未来高增长的重要目标。

过去二十年中农民可以进城就业，但在户籍、社保上，还存在许多不平等。我的理解是，新型的城镇化有两个层面：第一，加快城市化步伐，至于是优先发展中心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市，目前还有一些争议；第二点已经比较有共识，不管哪一种模式，现在都同样亟需解决城乡居民待遇的不平等问题，包括户籍制度、土地流转等。“城镇化”这个提法就蕴含着某种提示，未来的重点主要是在中西部城镇，核心任务是让更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公平地分享城市公共品的供给。

这一波城镇化正好契合了产业从沿海向中西部的转移，接下来中西部将迎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出现人口流动和资本积聚。这意味着随着产业转移的加快，中西部地区将迎来城市建设高潮。在这过程中，解决户籍待遇平等和公共品公平供给，是非常重要的。

在农村地区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之间，由于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差异，有很大的套利机会。大城市的居民因此有较保守的心态，这很正常。但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的差异较小，如果户籍、公共品供给的改革首先在二三线城市推开，阻力就会小很多，同时二三线城市的发展将吸引产业和资金，缩小和大城市的差距和套利机会。总体而言，是要在发展中渐进解决，而不是一刀切。

记者：《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既是对80年代改革经验的总结，又对此后的改革有所预期。我想请您做一个总结，未来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张军：当时厉以宁有个预测，认为只要企业改革成功，中国经济将迎来繁荣期。事实上，中国在90年代在朱镕基的领导下的确艰难而大胆地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的改革，这对于建立市场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此外还有财政体制、税收、金融、流通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创造了改革红利，因此导致了90年代的高增长。这证明只要 战略、政策得当，中国就能找到快速发展的轨道。

从目前来看，突破口应选在公平改革上，尤其是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公平问题。其中包括：收入分配不公平；商业、准入机会不公平，政府垄断了金融资源，因此应促进金融自由化；中小企业受到歧视，发展环境不好，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不可能仅靠国有企业支持。因此我的总结是公平改革，消除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的不公平。

关于收入分配改革，初次分配中还是应更多发挥市场的作用，如果政府介入过多，可能会适得其反；政府应有限地在二次分配领域参与调整，国有企业过多地占用了资源，应该缴纳更多利润，充实社保基金等，这都是可以尝试的方向。

                                （发表于《时代周报》2013年3月22-28日评论版）